初唐诗承六朝诗之余绪,为何被梁陈宫体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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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诗承六朝诗之余绪，被梁陈宫体诗风梦魇一般的纠缠着，在华丽侧艳的模式里蹒跚、喘行，呈示着文学发展所固有的承接性和延续性。其代表诗人如上官仪、沈宋、“文章四友”。他们在承袭前代诗风的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在近体诗完善、定型、确立的链条上拥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为盛唐诗歌的繁盛，准备了一份极精致的礼物。了解初唐宫廷诗人，首先要了解初唐宫廷诗与梁陈宫体诗的区别。初唐宫廷诗，多应制奉和、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辞藻华美，讲求对仗但更多地去掉了宫体的浮艳淫亵。

梁陈宫体诗，以艳丽华美的语言写艳情.以及女子的容貌神态，风格浮艳轻薄。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人。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唐高宗时供职门下省深得太宗、高宗宠信，尤其是高宗朝显赫一时，后因触怒武后被诛杀。上官仪现存诗二十余首，绝大部分是奉皇帝诏命所作的“应制诗”。这些诗“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歌功颂德，吟弄风月，辞采密丽，时人纷纷效仿推崇，沿为风气，称为“上官体”。上官仪在诗史上的巨大贡献，在于归纳了六朝以来诗歌创作艺术中的对仗手法，并给以定名。

对仗之风自晋始，入齐梁而盛，至陈隋而极。刘勰《文心雕龙》专辟《丽辞》讨论这个问题。梁元帝萧绎甚至把对仗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曾言：“作诗不对，本是吼文，不名为诗。”（《诗评》）但在上官仪之前，并未有人将各种对仗手法给以总结，上官仪完成了这个任务，明确提出了“六对”、“八对”的法式。六对：一曰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二曰同类对，如花叶对草芽；三曰连珠对，如萧萧对赫赫；四曰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五曰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六曰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

八对：一曰地名对，如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二曰异类对，如“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三曰双声对，如“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四曰叠韵对，如“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五曰连绵对，如“残河河若带，初月月如眉”；六曰双拟对，如“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七曰回文对，如“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八曰隔句对，如“相思复想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这些法式成为后人作律诗的规范，科场评定甲乙的标准，对律诗形式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沈宋，指武则天朝著名宫廷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二人均有才无行，先后谗事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和女儿太平公主，行径为文坛所不齿，后皆得罪，被贬边远地区。沈宋的诗多为应制之作，类近上官仪，但政治上失意后，却写出了一些颇具真情实感的作品。尤其是宋之问被贬岭南并赐死于贬所的最后几年中的作品，情真调苦，“所有篇咏，传布远近”（《旧唐书》）。沈宋之别在于：沈全期气度宏大，尤长于七律，所作七律被胡应麟誉为初唐七律之冠；宋之问缜密精工尤长于五律，其五言排律曾被胡应麟推为初唐之冠。

沈佺期的《古意》《杂诗》三首，宋之问的《度大庾岭》《题大庾岭北驿》《渡江汉》等皆为名篇。沈宋最为后人津津乐道者，乃是他们对律诗定型做出的重大贡献。沈宋在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的基础上，从消极的“八病”之说中探求出积极的平仄规律，由原来只讲求一句一联的章节协调，发展到全篇平仄的粘附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不仅使五律定型，而且使七律走向规范化，标志着近体诗艺术形式的确立，被后人誉为“词章改革之大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沈佺期的作品，明人辑有《沈佺期集》。

宋之问的作品，明人辑有《宋之问集》“文章四友”，指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四人与沈宋几乎同时，皆武则天朝的御用文人。四人中除杜审言沉沦下僚，余皆位跻通显。四人成就重在诗歌。崔融（~），字安成。唐代齐州全节（今章丘）人。崔融为文华美，当时无出其上者，凡朝廷大手笔，多由皇帝手，付其完成。诗多应制、酬和，偶有边塞之作，颇具气骨，如《西征军行遇风》。

参考资料

·《宋之问集》

·《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