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所知的赵倜一文谈起为刘镇华辩

2023/2/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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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献》第四十四卷第二期，刊登陈子坚整理的《我所知的赵倜》一文，有关刘镇华部分，与事实不符，经查证后发现是摘录自张钫回忆录《风雨漫漫四十年》（张钫回忆录是自年至年，有张钫口述，陈子坚记录整理）。年5月，张钫去世。年，年张钫的回忆录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除了《我所知的赵倜》一文外，在张钫的自传里，有许多有关刘镇华的部分，不是失实，而是编造。像这样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历史事件，出自于位高权重之人（张钫曾任全国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会委员），因而历史真相被人误导，使治史之人广为采用，以讹传讹误人误己。因此，我找出相关资料作为佐证，为历史作见证，为历史留信史。

刘镇华将

一．刘镇华告密查证：

细读张钫所写关于刘镇华“献信告密”，以下有数点质疑，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有必要给陈树藩和刘镇华写“密信”吗？

根据张钫所说：“年1月间，陈树藩派其参谋长瞿湘衡，刘镇华派郭芳五先后来京，问我商量何事，我叫他俩回去面告陈、刘迅速联络各方准备起事，然后把准备情形回京告诉我。到二月间，才又先后回京，瞿湘衡转达陈树藩的意思说：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发动时机可能需晚一点。郭芳五转达刘镇华的意见说：刘以为袁的势力大，不能鲁莽从事，需再看一看时局的发展，但也说刘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

再看张给陈、刘的密信中，所提各事（注一），大多都在二月三月间已经谈过，那么还有必要再写“密信”么？张钫在带着张镇芳致赵倜的信去开封，他还怕在京上车被监视人报告扣留，他难道不怕丁同声被监视人扣留查出“密信”？这不但害了张自己，也害了丁、陈、刘三人。以张钫的为人和做事严谨的个性，他会写那封如果被查到后，会暴露反袁的事计划以及害人害己的密信？再说，张派丁同声于3月12日从北京到洛阳给刘送信，他自己也于3月13日离京到开封，两人离京仅相隔一天，他有必要写那封“密信”么？他到开封后，很容易和刘见面商谈反袁计划，这样不是比写“密信”更适当和安全么？

（二）张镇芳会相信张钫有能力和意愿组民团帮助袁世凯吗？

张钫说：他向张镇芳请假，回豫是要组织民团，帮助袁世凯镇压反袁称帝的事力量。张镇芳在民国元年曾预备组织民团，以增加事力量。但因为民署巡按使田文烈反对，其议遂寝。张镇芳以河南都督之尊，再加上他是袁世凯的亲戚，还不能达到组建民团之目的，他会相信一位袁世凯不相信而调至将府任参议的张钫有能力回豫组建民团？除此之外，河南都督赵倜民国4年奉袁的命令，在豫督练新两百个营（一说四百个营），费用由财部和陆部分头筹办。这些事情，张镇芳知之甚详。加以张镇芳对革命人痛恨至深、屠杀之广，他会相信一个革命人张钫会组建民团助袁？他会以一句：“要回河南组民团来助袁”的一句空话，就批准张钫回河南么？

（三）派丁同声送密信给刘镇华，是真有其事？

　　关于派人送“密信”给刘镇华，张钫说：“于十二日，派瞿湘衡（前几天由陕南来京）回陕，派丁同声（辛亥革命时，我的标统，与刘镇华是拜把兄弟）回河南洛阳送信。”但是他没有说，他是如何和丁联络上的？丁是镇嵩的标统，驻防在洛阳附近，他到北京去做什么？张又说：“据我父亲说，丁同声到洛阳，见到刘镇华，把信交上，……，丁即出来，把一切情形告诉我父亲，然后就逃往洛宁山中去了。我父亲立即派阎占彪到郑州送信，不料终于闹出事来。”张所说的这些事情不清不楚，例如：丁是何时见到刘了？丁在什么地方见到张的父亲？张的父亲住在（新安县）铁门，丁是如何和何时到达（新安县）铁门？张的父亲派阎到郑州住处给张钫送信，阎是如何和何时到达郑州？丁为什么要逃往洛宁山中？除此之外，丁在三月十二日，以及张在三月十三日，在北京乘火车到河南的火车时刻也没有写出。当时，京汉铁路的火车，从北京到郑州约十八小时，汴洛铁路的火车，从郑州到洛阳约三个半小时，因此，丁自三月十二日离开北京到洛阳，然后又去铁门，阎占彪又从（新安县）铁门到郑州，于十三日在郑州车站遇到张钫，是绝不可能的事。除此之外，在复杂的人、地、时的情形下，要想把关键时刻配合的完美无缺、天衣无缝，是不可能的。因此，就不写了。假如将关键时刻写出，那么刘“献信告密、卖友求荣”这件事，就无从下笔，也就无法肆口妄陈了。

　　（四）阎占彪为什么要到督署，才把张钫父亲写给张钫的信交给张钫？

　　从郑州乘汴洛铁路火车，到开封约需一个半小时，阎为什么没有在这段时间，将信交给张钫？除此之外，从开封车站到督署之间，仅张一人，又为什么没将信交给张？后来，阎又是如何知道张到督署？在督署，阎又是托什么人，把信转交给张？当时，督署人员已知张“委任八旅长”反袁世凯之事。曾要将张就地正法，在这个情况下，督署的人还敢将张父亲的信转交给张吗？

　　（五）假如刘镇华“献信告密”是真，张钫还敢请托张镇芳，向袁世凯解释吗？

　　张钫于三月十三日到达总督署后的晚上，总督署秘书长华觐文（袁世凯派的人）和其它人，因张“委任八旅长”反袁世凯之事，去电袁说：“张钫回河南造反有据，请准就地正法”。因为“委任八旅长”之事，是在张到达开封之前，所以当张见到赵倜时，赵将“八旅长”之事笑问张。张说：“绝无此事，必是误会，请再细查”。因此，赵才建议张向“京中有力者发电、请托、解释”。张立即写信给张镇芳，请他代为解释的电稿，请赵代发。三月十七日，袁复电给赵，饬押送张到北京讯办。假如，刘镇华“献信告密”是真，那封在赵手中的密信，就是张反袁的证据，其罪行远胜于“委任八旅长”之传闻。在这种情形下，赵会建议张去电京中有力人士，代为解释？在铁证如山的情形下，张镇芳如何向袁世凯解释？张镇芳会帮助一位既反袁又欺骗他的革命人吗？那么，张没有被“就地正法”，反被“押送北京讯办”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兹将详述于下：

　　根据袁家宾（袁克端之子、袁世凯之孙）所述，张镇芳在袁世凯取消帝制时，对袁说：“……退为总统，亦乏能久，仍是大错。宜向河南，以直、鲁、豫三省为根据地，作负隅之计，再图后谋”。因此，“张命张钫去河南与督理务的赵倜，以及河南各将领商谈，总统府迁洛阳，以赵为副总统的事”。（注二）张钫奉命后，就带着张给赵的信，从北京到开封见赵，这才是张钫回河南的真正原因。这也才是为什么张钫牵涉到“委任八旅长”反袁的事之后，赵建议张钫发电，向京中有力人士求救，和张镇芳向袁解释，请袁下令将张钫押回北京，继续讯办的真正原因。

　　（六）雷震春所说的督署呈文是真的吗？

　　张钫被押到北京执法处后，处长雷震春问张：“在开封被押是怎么回事？”张说：“我拿张镇芳的信去开封，见赵倜商办民团，出京前后共六日，除了坐火车外，其余时间都在河南督署赵倜的签押房，并无其它活动”。根据张所说，很显然的，张到现在还不知“献信告密”之事。那么，他是如何知道在三月十三日，他未见到赵的前一小时，刘镇华正在向赵“献信告密”？假如“献信告密”是真，在真凭实据下，督署人员岂不会急电袁世凯，请他收回押张进京的命令，而将张就地正法。另外，在河南督署时，督署人员所谈张反袁是指张“委任八旅长”之事，但根据雷所说，督署给袁的呈文里，则是指张给刘的反袁密信，为什么同一件反袁的事，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反袁的原因，又是此有彼无、题同文异呢？而且那封关键性的“密信”在督署时，无人提及，也无人看到，到执法处时，也在无人见到前，被雷私自压下，像这样前后不符、相互矛盾的指责刘“献信告密”的说法，能使人信服吗？再说，张被押送到执法处，继续讯办的原因是张牵涉到“委任八旅长”的事。所以督署给执法处的呈文里，当是指“委任八旅长”之事，不是指张所写的反袁“密信”。假如“密信”是真，如前文所述，张早就在河南被“就地正法”了。还需要押张到京继续侦查吗？

　　（七）雷震春救助张钫的原因和作法是真的吗？

　　雷震春救助张钫的原因，是因刘镇华“献信告密”，出卖好友张钫，他告诉张说，他最恨这种“卖友求荣”的人。因此，他“偏要打这个抱不平”。他要张放心，他会慢慢想法子，雷是袁世凯的亲信和拥袁称帝的骨干，曾镇压了许多革命人。他怎会对一个革命人的张钫，而动了恻隐之心？要替张“打抱不平”？这种救张的原因，不但牵强荒谬，而且幼稚可笑。再说，假如“献信告密”真有其事，张是既反袁世凯，又骗张镇芳，这种既不忠，又不义的行为，和刘的“献信告密”、“卖友求荣”相较，孰轻孰重，雷岂能分辨不清？假如“献信告密”是真，身为袁的雷，是否应为效忠袁的刘邀功请赏，而将反袁的张钫绳之以法呢？

　　（八）雷震春敢做出欺君枉法之事？

　　假如刘镇华“献信告密”是真，河南督署给袁世凯的呈文，是否应该直接呈送到袁那里？为什么会送到执法处雷震春那里？就算呈文送到雷那里，雷敢私自拆阅给袁的呈文？根据张钫所写，雷不但私拆给袁的呈文，还把呈文和密信私自压下，仅以在执法处查问张的口供呈袁，雷真的敢做出以假换真、欺君枉法、一手遮天、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蠢事？为的是要为一位革命人“打抱不平”？这些不合情理而漏洞百出的说法和作法，让人质疑在张钫文里所说的处理张案的真实性。

　　（九）有这么多的巧合吗？

　　张钫写的刘镇华“献信告密”一事中，有很多的巧合。例如：1.阎占彪、张钫、刘镇华巧遇在郑州车站。2.阎占彪恰巧在赵倜外出时，托督署的熟人，把张钫父亲给张钫的信，交给张钫。3.赵倜恰巧在张钫烧他的父亲给他尚未熄灭的信时，回到张钫所在的房间。4.张钫在车到保定时，巧遇他的同学李抱冰，请李将他所写的几封求救信投邮。5.丁同声见过张钫的父亲之后，就跑到洛宁山中，张钫父亲给他的信又被烧掉了，那封反袁的“密信”，又被雷震春压下，所有的人证、物证都完全消失，使人无法查证。这么多的巧合，可能就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上会有这么多奇巧的事？

二、兴致刘镇华信及杨体锐被杀查证：

　　关于张钫所写的刘镇华杀害杨体锐的事，我们有数点质疑，兹分别详述如下：

　　（一）杨体锐是真的于六月中旬，被刘镇华派人枪杀于宝灵西边的一个枣园？

　　根据张钫所说：“杨体锐和于化卿奉兴之命，到豫、陕两省，给张凤翙、张钫和刘镇华送信，指示反袁计划。他俩先到洛阳，把刘的信当面递交了，……，不料刘镇华经一夜考虑，竟出卖革命人，次晨即派人向西追赶两人，追到宝灵西边的一个枣园，用枪击毙，并将孙、致张凤翙和我的信，也搜去献袁报功。”（注三）这件记载刘枪杀杨、于的事与事实不符。杨体锐和于化卿是河南陆小学第四期学生，民国二年二月中旬，河南陆小学第四期和第五期毕业生，从开封到南京去上陆中学。七月十五日，他们在汉口得知兴在南京举兵讨袁。根据这些史实，杨、于两人怎可能在六月中旬被刘派人枪杀？假如谢也是在逮捕之列，刘岂会仅逮捕杨一人？关于杨和于被杀的地点和时间，《河南文史数据》的编辑，在《河南文史数据第十九辑》，曾刊载附记，兹将其原文抄录如下：

　　《河南文史资料第二辑》〈镇嵩始末〉一文谓：“公元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时，刘镇华派人跟踪到宝灵，杀掉了兴派遣的送信人杨体锐和于广造（于化卿）”。这个说法，源于张钫撰写的两篇文中资料手稿，张钫系根据传闻所写实误。影响所及，近年中华书局出刊的《民国人物传》中，〈刘镇华〉一文也跟着错了。按杨体锐被害地点在开封，于广造是被害于宝灵，时间在公元一九一七年护法运动中，详见《河南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由赵汉屏、李占营合撰〈护法运动中遇害之于广造〉。（注四）

　　关于杨体锐被害的时间和地点，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说，杨是被刘镇华于民国二年六月中追杀于宝灵西边的一个枣园，第二说，杨是在家被捕后，被押送到开封，于八月四日被害于开封。第二说是根据刘亚仙和秦鼎新的报导（注五）、（注六）。

　　根据刘亚仙的报导，杨和谢楚材奉兴之命返回河南，组织力量，进行反对袁世凯的事行动。当时河南都督张镇芳得到情报，密令时任河陕汝道道尹及镇嵩统领刘镇华缉拿杨、谢两人，因为谢和刘有故人之谊，谢赴洛阳谒刘，试探消息。谢和刘见面后，刘好像开玩笑的对谢说：“楚材，我奉命捉拿革命，捉到有重赏，你知道哪里有革命吗？”谢答不知，就离开道尹公署。在洛阳，谢就到同性友人家中躲藏，杨则返回孟津家中，遂被队逮捕，解往洛阳，后又押到开封。于八月四日被害于开封，杨在家中被刘派人逮捕，被杀害于开封之事，和杨的侄子杨万川所说相符（注六）。至于杨被何人逮捕？将详述于下文。

　　综上所述，杨体锐是被刘镇华逮捕，为了要证明这个报导的真实性，因为可资证明的文件已无从找寻，只能从情理方面来做推断，探讨杨被不同机构逮捕的可能性。

　　1.河陕汝道：杨被逮捕时，河陕汝道道尹是刘镇华。道尹公署设在洛阳，假如刘要逮捕杨和谢，他岂会暗示谢要尽快离开？他在洛阳就可将杨和谢逮捕，等到杨回到孟津家中，才派人将他逮捕？另外，刘所得到的命令，是要逮捕杨和谢，他在道尹公署没有逮捕谢，岂能只逮捕杨一人？在刘亚仙的报导里，关于刘奉令缉拿杨和谢两人，可能有误。因为张镇芳下令逮捕的六人（杨体锐、于广造、阎作霖、彭绍楼、夏光明、周景文）之中，并没有谢在内。

　　2. 警联合会：警联合会是豫督张镇芳为屠杀革命人、镇压革命所成立的机构；这个机构，遍布河南各县市，在张督豫的两年中，革命人、青年学生及无辜人民，被屠杀之广，株连之多，不计其数。假如杨是被警联合会人员逮捕，应该早在洛阳就被逮捕，还会等到杨回到孟津家中才被逮捕？

　　3.孟津县府：刘镇华接到张镇芳逮捕杨的命令，作为道尹的刘定会将逮捕杨的命令传给他所管辖的各县，孟津县府当会遵令而行。因此，杨的住家当在监视之列。除此之外，警联合会奖励告密，每枪毙一人，奖给告密之人银五十两。因此，告密之风甚盛。根据这些原因，我们推断，杨是被当地县府逮捕，然后押送到洛阳，再转押和被害于开封。

（二）兴会给张凤翙、张钫和刘镇华写信吗？

　　二次革命前，宋教仁于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遇刺身亡，孙中山主张立即讨伐袁世凯。在国民的领导人中，除了江西督李烈钧等人支持孙的主张以外，兴等多数人不同意用武力发动讨袁，因为兴认为，各省内部不统一，加上队力量薄弱，对以武力讨袁缺乏信心，也认为应以和平的法律途径解决宋案。因为宋和主张分歧，讨袁运动迟迟不能发动。，孙不顾等人的反对，发动二次革命。于七月十四日，由上海至南京，十五日任江苏讨袁总司令，宣布江苏独立，起兵讨袁。以后，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举兵讨袁。由于反袁在事上没有统一指挥，加上各自作战，不及两月，各地讨袁相继被兵力雄厚的北洋所击败。因南京饷械奇缺，无法固守，他在袁逼近南京时，于七月二十九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根据上文近述，兴在七月十二日二次革命之前，是坚决反对以武力讨袁。因此，在反袁之事尚未决断之前，不会写信给张凤翙、张钫和刘镇华，要他们参加武力反袁之行列。再说，当时刘所率领、驻防在河南的镇嵩，仅有兵员三千，枪械二千，如何在有重兵驻守、强敌环绕的袁世凯家乡起兵反袁？就连有二师、四个独立旅的陕西都督张凤翙，在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讨伐袁时，也是因兵力薄弱未敢响应。

　　兴给张凤翙、张钫和刘镇华写信一事，在张钫的传记和秦鼎新的文章里提到，秦又是根据张的传言所写，所以写信之事，基本上只有张钫一人报导。可是，在七月二十日写给白永承（即白狼）的劝白反袁的信，张和秦却只字未提，相反的，给白送信之事，不但记载在徐廷麟（注七）、赵汉屏和李占营（注八）和李国强（注九）等人的文章里，而且还发现在阎作霖的供词里，和刊登在民国二年八月五日发行的《时事豫报》上（注九）。在阎的供词里，供认他和杨体锐带有给白的信，回到洛阳，联络镇嵩，并约会刘果（洛阳县人，同盟会员，国民洛阳支部负责人，与阎、杨同日遇害），带同杨等前往运动白先打河南府，占据独立，接应南，再运动荆紫关队，扒了汴洛铁路，抵挡省内队，尚未发动举事即被拿获等情不讳。根据阎的供词，兴仅给白永承写信，并未给张凤翙、张钫和刘镇华写信，他仅是要阎等联络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给白的信，是在通电讨袁和河南陆小学学生阎、杨等一百四十八人，从河南到南京之后，并不是在六月中旬。（注七）

　　根据张钫所说，杨体锐和于化卿在六月中，奉孙中山和兴之命，到豫、陕给张凤翙、张钫和刘镇华送信，指示反袁计划之事不能属实。因在六月中，如前文所述，孙和在讨袁一事上立场不同，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是如何指示并非反袁的计划？除此之外，杨和于在未见到张之前，就被杀害。那么，张是如何知道孙和曾给他反袁的指示信件？再说，杨和于认识张，张和刘吗？张钫曾提到，在辛亥年时，杨和于曾在潼关参加他所领导的革命东征。但是在辛亥年时，杨和于正在河南陆小学上学。他们应如何分身到潼关参加“革命东征”？就算杨和于，从南京带着给刘的信，回到河南，他们是如何见到刘的？刘能相信他俩所携带的信，真的是所写的吗？他俩真是所派？刘难道不怕他俩是袁派来探测他，是否和南方各省反袁势力有所接触吗？像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张在他的自传里都没有明确的交代。

（三）张钫被调至陕南，真的是因为刘镇华“献信告密”吗？

　　根据前文所说的史实资料，张钫为何在他的自传中，写出有悖实情的故事呢？其目的就是要编造刘镇华“杀害革命人”，以及“献信告密、卖友求荣”的恶名，因此就利用袁世凯于六月二十八日，电令张从潼关到陕南的安康，这件真实的事情，就将张被调的原因，归罪和改写为刘的“献信告密”。为了要配合袁的六月二十八日电令，就将杨体锐和于化卿被杀害的时间，分别提前约二个月和四年多。像这样不顾史实，任意捏造的写法，他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但不能和史实不符。否则两相参看，马脚立露、真假立辨。那么，袁调张至安康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们将详述于下文。

在二次革命前，袁世凯侦知南方各省将起兵讨伐他之后，于五月六日召开秘密事会议，决定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四省的事布署。为了要先发制人，袁于五月中旬，令李纯率兵进攻江西，又命段芝贵为长，冯国璋为第二长，共负南征之责。由此看来，袁调张到安康，为的是要防备四川，起兵反他的事布署，这可证诸于张钫在他的自传里所写的：“……，于八月一日才到达安康，……，接着就接到袁世凯布署四省袁川命令，……，限我于八月十日到达四川夔府。援川任务，为平定以熊克武为首的反袁 ”。由此推断，张之被调到安康的原因，并非因刘“献信告密”，使袁对张不信任而引起。假如，真如张所言，他就会在六月中左右，被袁调至北京，任将府参之职，而不会等到两年后，于民国四年六月才被调到北京。

三、杨铭西被害经过查证：

　　根据张钫的传记，杨铭西是应张钫之约，从河南家乡到陕西盩厔，参加他所主持的工作。杨铭西经过西安时，受到陈树藩和刘镇华的热烈欢迎。当陈和刘知道，杨是到盩厔见张，乃请杨见张时，能调停由张所领导的靖国，和刘所领导的镇嵩之间的战事。杨和张见面之后，根据张所说：“杨知陈、刘的行为不可挽回，那时上海将开南北议和会议，他愿返省后，即转上海，奔走和平”。（注十）这些话说的含混不清，陈和刘的“什么行为不可挽回”？为什么议和没有达成协议？按照正常的程序，议和既无结果，杨也应该去西安面见陈、刘，将双方意见相左之处，提出之后，看是否有挽回的余地，往返磋商，若再无结果，才决定今后的动向，岂可在未向陈、刘面商之前，用一句不知所云的“陈、刘行为不可为”的空话，就离陕返豫？再说，杨是受张所约，长途跋涉，不远千里从河南家乡到陕西，为的是要参加张所领导的“驱陈”工作，假如，陈、刘的行为不可为，他是否更应留下，尽一己之力，鞠躬尽瘁的为“驱陈”的工作而奋斗？岂能虎头蛇尾的一走了之？

　　张钫在他的传记里说：“我于是派人护送他出了战线，对方也派人接他，到终南镇以东。那时镇嵩参议楚子襄，同一位旅长，从省城来到此地，适和杨相遇，便将他们同行的三人枪毙于道旁而去。刘镇华假哭佯骂，说是出于误会，令人收殓尸体，送回河南原籍。实际情况，当然是因为杨的主张与陈、刘相左，如果杨到上海，自然于他们不利，假借路上误会，便将多年好友做掉；其处心之险，手段之辣，盖可窥见”。（注十一）

　　根据上文，张钫说：“因为杨的主张，与陈、刘相左，如果杨到上海，自然于他们不利”。什么意见相左？为什么“于他们不利”？杨是受陈、刘之托，到盩厔面见张，希望镇嵩和靖国议和停战、和平共处。如张所说，杨要到上海为“和平奔走”。陈、刘和杨都是为和平而努力，怎能说他们“意见相左”？根据事实的发展，不愿“议和停战”的是靖国，那么和杨意见相左的人，就不是张钫吗？假如杨到上海奔走和平成功，那岂不是对张不利吗？

　　根据前文，杨铭西是张钫派人护送出了靖国的防线，镇嵩也派人接杨到终南镇以东，很显然的，张并未亲见杨被杀的经过，他所写的杨被杀之事，是根据耳语传闻，因此，他应该查证传闻的真实性，和它所发生的过程，像这件人命关天、毁人名节的事，岂可以道听涂说，但是未经证实的传闻就记述在他个人的传记里！

　　杨铭西被杀的原因，根据张钫所写，事因为他要返豫，然后到上海为和平奔走，因此对陈树藩和刘镇华不利。杨要为和平奔走这件事，只有张钫知道。杨又是在离开靖国防地，还没有到达西安之前，在镇嵩防地被杀，依此推断，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杨要赴上海为和平奔走这件事，就算刘知道，杨为和平奔走，如能达到停战的目的，这不正是刘所期盼的吗？刘的停战议和的主张，并非肇始于杨和刘在西安见面之时。早在刘于二月十一日，应陈树藩之约，和奉豫督赵倜之命，入陕之初，就曾派人和靖国将领胡景翼商谈息兵，后因部分靖国将领之反对，而未能达成停战协议。（注十一）

　　由此可见，停战息争是刘的一贯主张，怎能说“对他不利”？张又说：杨是被从省城西安来的楚子襄和一旅长所杀。这又引起很多质疑的问题，例如：刘镇华是如何和何时得知杨要到上海去？楚是何时到达镇嵩防地？他杀杨是奉何人之命？杨是在何时被杀？这些关键时刻的问题详细记载在张的文章里，并没有清楚的交代。另外，杨之被杀，据张所写，是刘所说的“误会”，杨是应张的邀请，从豫来陕后被杀，于公于私，张都应该将“误会”的原因查证清楚，应据实的记载在他的传记里，这样才能对得起杨，使杨能瞑目于九泉之下。他没有这样做，就说：“假借路上误会，便将多年的好友断命，其处心之险、手段之辣，盖可窥见”。而这样恶的污蔑好友，是对好友不仁不义。

　　根据前文所述，杨铭西要离陕返豫，和他被害的原因及经过含糊不清，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为了要澄清这件重大的疑案，我们将在下文里详述杨离豫赴陕，和被误杀的经过历程。

　　根据张宏远所说：“因为杨铭西是刘镇华和张钫两人的好友，刘邀约杨从河南到陕西来调停，由刘所领导的镇嵩，和由张钫所领导的靖国之间的战事，杨在西安见了陈树藩和刘之后，就代表陈、刘到盩厔见张，面谈停战息兵之事。杨和张达成协议，双方停战，各向后退兵十里。镇嵩按照协议的规定，向后退兵十里，但是靖国违反协议，不但未向后退兵十里，反而前进，占据了原是镇嵩的防地。镇嵩前线指挥官（作者按：可能就是张宏远所说的旅长），认为受杨的欺骗，一怒之下，拔枪就把杨枪杀于镇嵩防地。（注十二）这就是杨被“误杀”的原因，刘闻讯后，于公于私，他能不愧咎、能不痛哭吗？能不责骂前线指挥官吗？这种真情的表露，却被张说成“假哭佯骂”。

　　根据上文所述，杨铭西确实是从河南到陕西，他也确实是被枪杀在镇嵩防地，但是事情的经过却被张钫窜改的面目全非。张文所写的杨要离陕返豫和被害的原因，实是相互矛盾、不知所云。只是为了要污蔑和丑化刘镇华，不惜甘冒窜改历史的恶名，他应知道，在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确实查证，将真实情况以负责任，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将历史真相还原真实，这样才不会自误误人，这样才会为历史作见证，为后人留信史。

四、刘镇华会要张钫接管镇嵩？

　　张钫在他的自传里说：“刘镇华到郑州见吴佩孚求援，途中经过张的家乡新安、铁门时，到张家未和张商谈，请张接管镇嵩，以及筹措粮饷等事。（注十三）

镇嵩西安围城失败后，东退河南。十二月二日，刘镇华到达陕县后，召集各部重整旗鼓，并将各部集结于陕县灵宝、阌乡等县，粮饷暂由地方负责。十二月三日，刘致电阎锡山云：“……，刘镇华于日内外出接洽事件，所有总司令职务委副司令柴云升暂代行理”。（注十四）另外，阎派驻郑州代表梁汝舟，亦于七日电阎云：“……，柴师长力辞代总司令职权，业委干丞（张治公）担任，惟干丞今日电玉帅谓职部实无兵力向西开拔。……”。（注十五）

根据这些事实，刘在十二月六日赴郑州，面见吴佩孚之前，已将镇嵩的人事和粮饷安排妥当。十二月六日，刘从陕县到郑州，面告吴关于镇嵩布防及弹药缺少的情况。当夜一时，乘车北上，于七日下午抵达石家庄后，再乘正太铁路专车至太原。八日，刘与阎晤面，商谈要计。在这样匆忙的情况下，刘会有时间到铁门，去面托张接管在人事和粮饷方面已经安排妥当的镇嵩吗？再说，张没有说，刘是如何及何时到达和离开铁门？没有明确的说明这些关键性的时刻，他所说的，如何取信于人！

　　关于刘镇华请张钫接管镇嵩一事，从情理的观点，来推断此事绝不可能。　

　　镇嵩和靖国因立场各异，数度交战，一次交战，发生于民国十五年四月十六日的西安围城。刘镇华奉十四省联总司令吴佩孚之命，围攻由靖国防守的西安。后来冯玉祥率国民联入陕，击败镇嵩，解西安之围。刘率领镇嵩退回河南，在灵宝、陕州一带设防御敌，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在新仇旧恨的情况下，再加上张钫曾为靖国副总司令，以及和靖国关系深厚，刘再愚蠢也不会请张来接管镇嵩，即使刘愿意张来接管，镇嵩的官兵也不会愿意让张来领导他们。证诸于五个月后，因刘要和冯合作，共同参加由蒋中正领导的北伐，导致部分镇嵩官兵脱离镇嵩一事，当知我们所言不虚。因此，张说的刘要他接管镇嵩一事，绝非事实。

五、刘镇华和冯玉祥会谈经过查证：

　　张钫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七月一天，刘镇华来开封见我说：“河南局面已定，我与焕章（冯玉祥）到现在还未见面，这总不是事。……刘托我见冯先容”。次日，我见冯说：雪亚（刘镇华）几个月因事调动和作战，总没机会见你，现在来开封，专程晋谒你，请你赏个脸见他一见，教训他几句。』……冯约即日下午接见，……经传达后，我先进去，刘在室外大声喊：『报告！』接着向冯行室内敬礼，立正对冯说：“镇华多年错误，并且治无状，特面谒总司令请罪，请总司令严加处置，镇华无不甘心领受。”」（注十六）

　　张钫所说各事，全是凭空捏造；请参阅下文，详述刘镇华和冯玉祥会谈经过。

　　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冯玉祥在西安就”第二集团」总司令职。所部分六路，刘镇华为东路总司令。五月七日，刘率从河南省陕县向东攻击。五月二十七日，占据洛阳。五月三十日，冯部“国民联 ”正式改称“第二集团 ”，分九方面，刘为第八方面总司令。五月三十一日，冯进占郑州，同日，集团第四方面唐生智，亦同时率部到达郑州，完成会师郑州的作战方针。在这段作战期间，第二集团作战方针已定，又是在兵马倥偬之际，冯和刘没有必要和时间再商讨事的布署，以及部队编组的问题。

　　集团和第二集团会师郑州后，集团张发奎率部，于六月五日攻占开封。冯玉祥于六月九日，从潼关到郑州，参加六月十日，由汪兆铭等人主持的“郑州会议”。六月十九日，冯到徐州参加，由蒋中正等人主持的“徐州会议”，在冯参加“徐州会议”之前，奉已全部撤往河以北，和北伐形成对峙局面。为了九个方面的整编事务，今后作战分针和事布署，以及如何配合其它集团继续北伐，冯电邀刘镇华到开封会商一切。由于冯的建议，刘于六月十六日，将原东路的三个，扩编为第八方面的五个。根据时间推断，刘和冯会面的时间，当在六月十一日，开完“郑州会议”之后，六月十六日第八方面扩编为五个之前。因此，刘和冯的会面，不是由于张钫的引见，也不是在七月。

　　除了探讨刘镇华和冯玉祥会面的来龙去脉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和冯的关系。刘是于民国七年三月任陕西省长，民国十一年五月，北京府正式任命刘兼署陕西督，民国十四年一月任陕西务督办。冯于民国十年八月任陕西督，民国十一年四月，冯率从陕入豫，参加直奉战争，并声明由刘任陕西督。在刘任省长、冯任督时，在两方面，两人配合无间，相处融洽，两人之间既是僚友，又结金兰，假如刘在民国十六年七月要会见冯，还需要张钫来引见？当他见到冯时，他会像张所说的，报告、立正、敬礼，请严加处置的种种，像写演义小说一样的丑化刘的无稽之谈？

六、刘镇华和冯玉祥合作经过查证：

　　张钫在他的自传里说：“刘镇华……忽于公元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某日来铁门见我，……我决心重回国民，求你做个引见，我和他研究了一夜，决定由我去西安找冯玉祥，接洽就近受冯编制。我于三月下旬去陕西与冯玉祥、于右任见面，替刘镇华说项。冯任刘为东路总指挥，并允在正式点编前，对刘部的予以接济”。（注十七）张钫所说的各事与事实不符，兹将刘、冯合作经过实情详述于下。

　　镇嵩原系辛亥革命起义的部队，是一支有革命历史的武力。十余年来，在北方阀势力下，相与周旋，坚忍以待时机。当国民革命誓师北伐后，刘镇华深知，镇嵩在河南对北伐到达河南后的进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蒋中正、冯玉祥、张作霖均来争取合作。民国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冯派李鸣钟代表，到陕县与刘商洽合作办法。二月十五日，阎锡山派南桂馨（时任山西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至陕县，转达阎对时局的看法和参加北伐的时机，并交换意见。（刘和阎有金兰之交，彼此主张相同，立场一致，对应付时局采取同一步骤。）南和刘商谈之后，就入陕至西安见冯。冯曾告南说：”已和刘洽妥。」二月二十四日，南启程到陕县见刘，转达冯诚意接纳合作办法。这时，刘派王鸿恩（陆模范营毕业，曾任刘的营长、副官、交际员等职）、王履阶（保定二校二期步兵科毕业），先后赴西安与冯接洽。按刘最初派王鸿恩赴西安，与冯商谈合作事宜，冯即以刘自兼一路，为“国民联驻豫总司令”。关于编制状况、动作时期，以及所负任务及接济情形，亦大致约定。但刘仍采取审慎态度，没有骤下决定。三月七日，刘致电阎云：“……迭接冯帅来电催华迅速就职等语，华与冯帅合作，久具决心，所以不急宣布就职者，特以时机未至耳，……故华宣布就职之日，即队发动之时，……恳请加电冯帅力为主持，并候示复。”（注十八）

　　除此之外，冯在他的自传里曾说：“刘镇华在陕州，堵着我们的出路。我即派人与之磋商，……马上派了代表王鸿恩来，随后又连着数次来人，……。”但是，他并未说张钫替刘说项之事。（注十九）另外，民国十六年四月六日，武汉国民府将“国民联 ”所部一律改编为“第二集团 ”，冯于二十三日遵令就第二集团总司令职。二十四日，冯电刘，任刘为东路总司令。刘在接冯电之前，蒋中正总司令已履派代表，前来约请刘响应北伐。刘为了要使北伐早日成功，已决定遵从蒋总司令的意思，配合冯，于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加入第二集团，任东路总司令职。（注二十)

　　根据上文，刘镇华、冯玉祥、阎锡山在二月十二日到二月四日之间，都有信使和电报往来，商讨合作事宜。刘于四月底左右加入第二集团，任东路总司令职。并非如张钫所说的：刘在民国十六年二月下旬，到铁门见他，求他引见冯。另外，冯任刘为东路总司令，也不是由于张于三月下旬见冯说项的结果。

七、结论：

　　根据我们收集的资料和研讨的结果，兹将所得的结论叙述如下：

　　张钫在他所写的文章里，有关刘镇华的部分，已有“丑化、抹黑”刘的动机，肆意史料，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他忘记了在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他所写有关刘的事情，可说是“一实九虚”。他所记述的各个事件是确有其事，但其内容却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他所编造的事情是迷糊杂乱，前后不符，相互矛盾，漏洞百出。明眼人一看即知真假，像这样的文章在史料上毫无价值可言，而不必细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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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风雨漫漫四十年》八四至一八六页。

（注二）：《河南文史资料》一九九八年二月（总第六十六辑）四八至一五一页。

　　（注三）：《风雨漫漫四十年》　八○至一八一页。

　　（注四）：《河南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七八页。

　　（注五）：《河南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四五至一四七页。

（注六）：《河南文史资料》　第七辑　二六至一三一页。

　　（注七）：《河南文史资料》　第八辑　八七至一八八页。

　　（注八）：《河南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五二至一五四页。

　　（注九）：《河南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第二二二至二二四页。

　　（注十）：《风雨漫漫四十年》　第四十七至四十九页。

　　（注十一）：《风雨漫漫四十年》　九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