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典运除了坚持,别无选择鹿鸣新闻

“没纸没笔没墨水，找邻居家学生的旧练习簿翻个身当稿纸，一个鸡蛋换个蘸笔尖外加一包颜料粉。”然而就是在这样令人无法想象的环境中，乔典运于年在《河南文艺》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一首四句民歌。从此，他坚定了要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然而，正当乔典运踵躇满志，在文学的海洋里大展风彩时，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爆发了。乔典运这个出身不好且擅于咬文嚼字、抨击时弊的青年作家被打为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列为重点批斗对象。村里每一次开会前，都要先把他当成活靶子拉到台上斗争一番。在那荒唐的年代，参加批斗会接受大家的揭发批判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其中有一场批斗会下来，他身上被打得七处流血。与此同时，家被抄得片纸不留，妻子儿女受到株连，亲朋好友不敢近他，连生火做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有人敢卖给他家火柴，更不敢借火给他家，以至寒冬腊月天，一家人硬吃了半个月的生红薯。

“严酷的环境，摧残人，也教育人，能使人精神堕落，也能使人思想升华”。十年的“十年浩劫”，使乔典运受尽折磨和凌辱，这使他被迫辍笔十年之久，同时，也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并获得了今后创作的素材。

乔典运的小说以其犀利的国民性批判著称。但是，乔典运对国民性批判主题的选择，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探索过程。从他的创作轨迹来看，他是在对造成民族灾难的极“左”路线进行深层反思的过程中逐步探寻到这一主题的。

在他探索的初期，乔典运把这些非政治因素归因于个别坏人：他认为大多数群众都是好的，只是由于少数坏人上蹿下跳，“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才造成了极“左”路线的盛行。这些坏人多是以权谋私的基层干部和农村的流氓无赖等，此时他的笔下好与坏、善与恶、正与邪都是截然对立的，抨击坏人成为他当然的创作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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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驴的喜剧》就是这样典型的二元对立模式。小说中有三个反面人物：油嘴猫、国舅爷、队长，正面人物则是德成和其他全体社员。正是这三个反面人物，借极“左”路线之势把持了生产队的一切。小说的线索是驴的归属及驴的命运，以德成“得驴——失驴——复得驴”的故事，涵盖了极“左”路线从盛行到消亡的过程。作家认为，极“左”路线能得以推行，显然与油嘴猫、国舅爷之类的农村无赖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于是，作家便以犀利的笔锋来勾画这些人的丑态，对他们极尽嘲讽的能事。

随着探索的深入，乔典运发现，事情并非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极“左”路线的盛行，并非仅靠几个坏人的上蹿下跳来兴风作浪的，事实上普通群众的推波助澜才是关键原因，而其所作所为又表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清除个把坏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群众的愚昧和自私。

在《〈问天〉序》中，乔典运分析到“愚昧者的真诚是可怕的，比见风使舵的人更可怕，因为他们没有私心杂念，一旦为一种错误的思想所支配……什么不通情理的事都干得出来，而且危害更大”。于是，乔典运就改变了其创作重心与角度。他开始从历史文化视角来透析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对其进行解读，发掘国民劣根性的病灶。乔典运从历史文化角度着眼，从而抛舍了纷繁、芜杂的生活具象，将批判的锋芒直接延伸到了国民灵魂的深处。

乔典运认识到了封建残余意识对国民性的影响，进而敏锐地捕捉到了奴性在其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他以奴性为突破口，集中阐释了封建残余意识和极“左”路线的推行对普通人灵魂所造成的扭曲和伤害。

《冷惊》是乔典运对造成农民灵魂扭曲的深层原因进行反思的代表性的作品。农民王老五种的韭菜长得好，人见人夸，王老五也将其作为自己的骄傲。他60岁生日时，五婆要割一点韭菜包饺子，“他不，坚决不，红着脸说：‘咱吃了算啥话？咱啥不能吃？咱吃了瞎了，吃可惜了，多好的韭菜叫咱这臭嘴吃糟蹋了，叫人家有钱人吃了才是正吃。’”作为一个正当的劳动者，却说自己的嘴是臭嘴、吃自己生产的东西就是糟蹋这些东西，显然，他并没有把自己摆放到主人翁的位置上。

受封建意识的影响，他因自己不是官，没有钱，自觉地把自己摆放到了低人一等的奴仆的位置上。这里，作者表现了封建意识对普通人民灵魂的扭曲。后来王老五的韭菜被支书老婆割走，王老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大骂小偷。在得知是支书老婆所割时，感情又有了微妙变化：“王老五忽然升起了另一种感情，没有了对贼的气，没有了对贼的恨，亏心地埋怨道：‘咦，她咋不言一声哩，她要言一声我给她割割送去嘛，我跑几步腿算啥，咋能叫她费事，真是！’”

而后情节急转直下，王老五为无意中骂了支书的老婆而懊悔不已，一再要求支书整他。支书不整他，他又疑神疑鬼，几至神经。最后在支书“整”了他一顿后，疾病才霍然而愈。这时王老五的种种表现，显然已不仅仅是受封建残余意识影响的结果，它已呈现为一种病态的奴性。

小说也揭示了这种病态的奴性的来源：“王老五也坐了起来，想起下台的刘支书整人不眨眼的样子，不由得头皮都麻了，就说：也真是哩，变成了蝎子要不蜇人还算个啥蝎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老五的这种病态的奴性主要源于怕，是一种对统治权力的恐惧。因为怕挨整，所以便怕有整人权力的人；因为怕有权力的人，便在这些人面前卑躬屈膝，表现出十足的奴性。久而久之，这种病态的奴性对他而言已成为一种习惯。

借助王老五这一人物，乔典运不仅告诉我们封建残余意识仍顽固地盘踞在人们的思想之中，而且也表达了他对滥用权力的社会现象的警示。

在小说《无字碑》中，作家以群像的方式集中展示了国民劣根性的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表现：为了自己不被整，村民就拼命去整别人；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村民就拼命说他人不清白，甚至不惜以邻为壑。但正是他们的愚昧和自私，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

《从早到晚》中的陈老汉更值得剖析。陈老汉一开始是以正直的形象出现的。作为一个虔诚的“革命者”，他当然知道在那个年代“反革命”意味着什么，知道和“反革命”接近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毅然挺身而出，帮“反革命”老王解决了困难。而数年后，他却为村支书调戏妇女的丑恶行为作辩护：“这能都怨支书？怨谁？谁叫他们娶那么好的婆娘，老百姓嘛，为啥要找个漂亮婆娘，还能不招事……”

陈老汉在危难时刻帮助老王是出自善良的人对处境悲惨者的怜悯，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他赤贫的经济处境也使他无后顾之忧。他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他可以凭良心行事。但后来不同了，当他有了一定私产，日子“要多美有多美”时，为了不失去这“美伤了”的生活，他便本能地与可能打破他这种日子的力量对抗。于是，当他面对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会为之愤怒的丑恶行径时，却故意回避了正义、良心，而从传统的封建意识角度去理解它，从而让自己心安，也使自己沦为了一个恶势力的卫道士。

由于愚昧，他并不知道，对恶势力的妥协、退让只能让恶势力更加嚣张，从而可能使他本身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通过陈老汉这个人物，乔典运实现了对农民深层文化心理的观照，表现了农民灵魂中历史因袭的重负。

真正成功的作家，总能发别人所未发，拿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在新文学史上，鲁迅第一个塑造了一批被虐杀了精神的农民形象，而乔典运则再次塑造了被扭曲了灵魂的农民形象。在这看似表现了历史倒退的人物塑造中，恰恰显示了乔典运对事物过人的洞察力。

由于中国经历封建社会的时间太长，农民思想中的历史因袭重负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除。乔典运敏锐地发现了深藏于农民灵魂中的封建意识，实施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表现了对扭曲国民性格的社会因素的警醒。

年，正当乔典运应广西离江出版社之约撰写长篇小说《金斗纪事》时，万恶的病魔悄悄的降临到他身上，且喉、淋巴、肺等一个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癌症接踵而至。他不得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连续不断地手术、放疗、化疗，再手术，再放疗，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癌痛的折磨，仍坚持在病榻上撰写了反映自己一生坎坷经历的15万字自传体小说《别无选择》。

他在病中为某晚报赶写专栏稿件时，多次和爱人一起去查资料，找当事人回忆，力求作品真实无误，没有丝毫的粉饰和歪曲。有人劝他说:“看你病成这样，还那么认真，你写出后又没人考证，何必呢?何况晚报只是一个小报。”他听后严肃地说“大报小报都是报，都是给读者看的，写的不好不真实，对不起读者，对不起报社，这背良心事咱不干。几十年来，他就是这样在认真履行着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

简介：

乔典运（—年），河南西峡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年毕业于陕县师范简师部。年参加解放军，历任工兵十团文化教员、《西峡报》编辑、西峡县文化局干部、县文联主席、专业作家，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作品集《贫农代表》、《小院恩仇》、《美人泪》、《问天》等。短篇小说《满票》获全国—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林魂》获年河南省优秀短篇小说奖；《笑语满场》获年《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来源：河南文学史、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