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说起秦国历史上所建的都城,人们往往列出一大堆名称。如王国维《秦都邑考》云：“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外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三期相当。曰西垂，日犬邱，曰秦，其地皆在陇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皆在汉右扶风境，此周室东迁，秦得岐西地后之都邑也，日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皆在泾渭下游，此战国以后秦东略时之都邑也。”[i]近年也有学者阐述：“春秋初年，自第一代国君襄公被封诸侯之后的近六百年间，秦国经历了西犬丘(西陲)、秦邑、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等多处都。城、邑，史称，‘九都八迁’。”[ii]象这样不介主次轻重，罗列一长串名字，似乎给人一种错觉，秦国是在不停的迁都之中，历史上的众多都城，都不过是暂居之地。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位于今陕西凤翔县的古都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非同般，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兹对这个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一、秦国在雍城建都历时最长

雍城建都的时间究竟有多少年？我赞成这样的说法：“自秦德公元年(前年)初居雍大郑宮起，止秦孝公十二年(前年)。‘自雍徙都咸阳’，秦置都雍城达年之久。”[iii](史记·秦本纪》载：“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德公“初居雍城”，并在那里建筑了“大郑宫”，当然已经定都于此。那么秦国自建都雍城之后，何时再迁新都呢？《秦本纪》又述：“(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商君列传》进一步申论：“(孝公十二年，作为筑冀阙宮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由此可见，秦国确实是在孝公十二年，大建冀阙官庭。把国都从雍城迁到了咸阳。如此计算，秦国在雍城建都的时间，从德公元年(前)到孝公十二年(前)，确实有年。秦建国于襄公八年(前)，《秦本纪》称此年“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于是始国”，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吞并六国建立秦朝，秦国的历史约为年左右。在这年中，秦国有年即一半以上的时间建都于雍。可以说，秦国大部分岁月是在雍城经营发展起来的。

这里，必须对以下问题作一些辨析。

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各国君历年及居、葬处云：灵公“居泾阳”，据此许多学者认为，灵公时秦都已迁至雍城以东泾水人谓处的泾阳。这是不符史实的。林剑鸣《秦史稿》申辩说：“此时灵公由雍至泾阳是可能的”，“但作为国都，此时仍在雍城，并未迁于泾阳。”《秦始皇本纪》附《秦纪》同时说：灵公“葬悼公西”，而悼公葬雍，则灵公亦葬雍。又，泾阳遗址至今未有任何发现，“在此定都的证据之一”[iv]。因此，王国维考辨：“灵公虽居泾阳，未尝定都也。”这个判断应该是可信的。

二是《史记·秦本纪》载：秦献公“二年，城栎阳”。《集解》引徐广曰：“徙都之。”据此有更多的学者认为，秦献公二年(前)已经把国都由雍迁至栎阳。这亦是肤浅之见。虽然，《秦本紀》记孝公元年下令国中明言：“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但由此正可以看出，献公的，從治栎阳”，是为了“镇抚边境”，因“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而采取的暂时性措施。秦孝公元年“下令国中”说这些话，表明他当时还在雍城，对献公的“徙治栎阳，进行评论。献公”徙治栎阳”，纯粹是为了军事的目的，可能只迁去了一些军事设施，其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部门，应该仍留在雍城。况且，栎阳在今西安市东北的临潼区栎阳镇，不仅离雍城较远，还在咸阳的东面。孝公十二年的“徙都”咸阳，不可能是自东往西徙，而只能是为了向东发展而自西往东徙。因此，《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十二年“秦自雍徙都”，咸阳，是正确的。林剑鸣《秦史稿》认定《商君传》载“秦自雍徙都”咸阳为“误”，称“早在秦献公时，秦都已从雍徙往栎阳”，“应当是由栎阳徙都咸阳”。林先生没有考虑到献公“徙治栎阳”的具体情况，孝公对献公“徙治栎阳”的评论，以及雍、咸阳、栎阳的地理位置。而以司马迁之言为“误”，这应该是智者千虑中的一失,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由上辨析可知，秦国在雍城建都,，前后延续确实有年。在秦国历以雍城为国都的君主有二十位，即：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曾居泾阳而未定都)简公、惠公、出子、献公(栎阳作暂时性搬迁)、孝公(前期在雍)。建都历史如此之长,定都在这里的国君如此之多,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二、雍城是春秋前期至战国中期秦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布和中小型墓葬的众多，可以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据《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后附录所记，雍城内建有大郑宫、阳宫、高寝、太寝、左宫、受宫等宫寝。雍城考古队经过辛勤探测，在雍城遗址的马家庄、姚家岗、铁丰--凤尾村三个地点，发现了大型密集的宫殿建筑遗址，证明《史记》所载雍城内建有国君所居的许多宮寝确实存在。雍城考古队又在雍城遗址以南的南指挥村附近，发现了秦公陵区。该陵区东西长七公里、南北宽三公里，区内有十三座秦公陵墓”。证明《史记·秦始皇本紀》附录所载许多秦公葬于雍，也是确凿的事实。雍城遗址近郊还发现许多中小型墓葬群，分布在雍城的西、南两面，面积达十五平方公里。两片墓地已探明的墓葬数以千计。同时，考古调查还发现，每一处宫区范围的建筑都有多个层次：一类是较大型的建筑，运用高档的建筑材料；另一类是中小型建筑，还有较为密集的聚落型建筑。这些形成一个组合体系，从上述考古成果推断：大型宫殿建筑为秦公及其家属所居，是秦国君权的中心；中型建筑或为国家官署和贵族所居，小型密集建筑应为下层的“国人”所居，这些是秦君统治的基础。近郊的许多中小型墓葬群，应该是族葬制度的反映。看来秦国的统治者在这里秩序井然，政令通达，直至边境的所有国土。

考古工作者在雍城遗址及近郊,曾出土过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青铜生产工具和兵器,有斧、锛、凿、刀、戈、镞、削、钻、镢、锯等。这表明，雍城不但是一个行使政权的城市，而且是一个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城市。这些青铜生产工具，可以看出秦国生产力的发展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高水平。特别是秦公一号大墓，虽经历年的盗掘，仍出土有各类文物三千余件。其中有十多件铁铲等铁质工具，是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铁器，说明秦是率先使用铁工具的春秋诸国之一，考古调查还在雍城遗址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如在史家河、马家庄一带发现青铜作坊遗迹，在史家河、东社、高庄一带发现炼铁作坊，在豆腐村、铁丰、瓦窑头等地发现制陶作坊，等。在城址各聚落之间，有广阔的空隙地带，这应该是农田区域。当时雍城周围有多条河流通过，提供丰富的水资源，为农田作业创造良好的条件，农业、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壮大了秦的国家实力。丰富的考古资料表明，雍城又是秦国当时的经济中心。

据研究，陕西凤翔马家庄发掘的春秋秦一号建筑群，其总体部署与史籍所载诸侯宗庙布局大体相同。这些单体建筑，分别具有宗庙中的祭祀、燕射、接神等能。在秦都雍城，经常进行各种礼仪活动，如觐见礼仪与朝贺之礼等。国君与大臣、秦国与东方各国的使节，其礼仪活动相当频繁。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前，政治、文化中保留旧的传统较多。商鞅把所有官署迁到了新都。仍然把宗庙和祭祀上帝以及鬼神的神柯留在旧都雍。商鞅变法以后，政治上许多大典移到咸阳举行君主宗族中的礼仪以及祭祀天神的典礼，仍然要到旧都雍去举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可见此年，秦王政要举行“冠礼”，乃回到旧都雍，住在“蕲年宫，”完成了这项传统礼仅活动，当年秦都雍的宫室建筑，瑰丽奇异，富有艺术色彩。《史记·秦本纪》载穆公时戎人由余来到秦都雍，见了雍城颇具匠心的宫室建筑后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其宫室建筑的精致新颖，可以想见。此外，秦公一号大墓还出土过各种金、玉、木、漆制品。这些制品，都设计奇特，工艺精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由上所述，秦都雍城经常举行周朝诸侯的各种礼节仪式，其传统礼仪和祭祀上帝鬼神相当活跃。雍城的宫廷建筑和工艺制品，都设计新颖，精美绝伦。无疑，秦都雍城又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

还有件文物值得注意，那就是唐代发现的石鼓文。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当时石鼓文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县)郊的野地中。经学者们考定，此石鼓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遗物，其年代有襄公、文公、穆公、献公、惠文王诸说。从唐代发现此文物的地址正值秦都雍城郊外来看，此文物很可能是秦都某贵族士大夫所作。这为雍城是当时秦国的文化中心，又添一新证。

三、立足雍城秦国在东西两个战场取得重大胜利

德公迁都于雍，是一步有深谋远虑的决策。因为过去秦的建都之处都在河谷地区，回旋余地小，不便发展。而雍城在雍水附近，地势较高，物产丰富，无论攻守都十外有利。《史记·秦本纪》记德公“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正义》曰：”卜居雍之后,国益广大,后代子孙得东饮马于龙门之河。”可见其定都于雍后的雄心壮志。

雍城初期依靠四周的雍水河、纸坊河等河流作为主要城防设施，同时又构筑了一些城墙和开挖人工城壕作为辅助手段。《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载：悼公“城雍”，可见其城墙在建都三百多年间不断进行修筑、加固。

秦国凭藉雍城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的物产资源，巩固的防御设施，以此为基地不断向外攻伐取胜。《史记·秦本纪》载宣公四年(前)，“与晋战河阳、胜之”。穆公元年(前)，“自将伐茅津，胜之”。穆公五年(前)，“自将伐晋，战于河曲”，这几次战争，都是秦向东发展，取得的胜利。河阳、茅津、河曲，当都在今山西西南隅黄河边。至穆公十二年(前)，“晋旱，来请粟”。次年，秦“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秦国慷慨与粟赈灾，从雍都车转”，相望至晋都绛，显示了秦国的实力，赢得了晋国的民心。《左传·僖年》称此为“泛舟之役”，可见秦水上交通的发达。穆公十四年(前)，“秦饥，请粟于晋”，晋弗与而兴兵攻秦。次年，秦、晋战于韩(今山两河津、万荣县间)。《太平御览》卷八七七引《史记》：“(晋惠公)六年，秦穆公涉河伐晋。”穆公得到岐下野人的帮助，“虏晋君以归”，《史记·秦本纪》载：此时晋惠公“夷吾献其河西地”，“是时秦地东至河”。《正义》曰：“晋河西八城人秦，秦东境至河，即龙门河也。”秦穆公从雍城出发，涉河伐晋、取得大胜，秦国终于东向“饮马于河”实现了德公的梦想。穆公三十六年(前)，为报复晋人在崤(今河南洛宁县西北)袭击秦师之役，派兵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左传·文公三年》)，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王官“当在今山西闻喜县西”可见此次战争已深人到晋国的中心地区，是秦伐晋又一重大胜利。

穆公在向东伐晋、开拓疆土的同时，又向西攻伐戎人。当时戎王派遣曾是晋人的由余至秦探访。穆公一方面对由余以礼相待，询问戎，另一方面“以女乐二八遗戎王”使其意志消沉。穆公三十七年(前)，“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林剑鸣《秦史稿》称：“由于秦穆公灭酉戎，秦国直接统治的地域，其西方至少达到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地方。”穆公三十九年(前)去世后“葬雍”(《史记·秦本纪》)，说明他在东泗两个战场有此辉煌的成功，都是由立足于雍，凭藉雍城优越的地理位置、充足的物资供应和良好的人文环境而取得的。

其后，秦国诸君还不断以雍城为立足点，向东、西、南、北四方面攻伐，取得不少胜利。据《史记·秦本纪》载,康公二年(前)“秦伐晋、取武城”。“六年(前)，秦伐晋，取羁马，战于河曲，大败晋军，”厉共公二年(前)，“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三十三年(前)，伐义渠，虏其王”。惠公“十三年(前)，伐蜀，取南郑”，孝公元年(前)，“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上述战争，除伐晋、伐大荔(今陕西大荔县)、围陕城(今河南陕县)属于东向之外，伐义渠(今甘肃庆阳县)属于北向，“斩戎之獂王”(在今甘肃陇西县)属于西向伐蜀取南郑(今陕西南郑县)属于南向。特别是孝公元年，在雍城即位，便下令国中，立志振兴秦国。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乃出兵东围，西斩皮王在东，西两方面左右开攻。秦国历史上二十公在雍城的雄风，于此可见一般。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在雍城建都的时间特长，达二十公，计年。当时的雍城，宫廷建筑雄伟，国君陵墓众多，还有许多中小型建筑和墓葬群这里分明是秦国的政治中心。雍城又有许多手工业作坊、农田作业区，出土过相和铁制工具，表明这里又是当时秦国的经济中心。雍城的某些建筑设计，与周朝诸侯的宗庙大体相同，这里传统的祭祀和礼仪活动相当频繁；各种工艺制品，设计新颖，富有艺术气息；特别是宫廷建筑，精致奇特，叹为观止。还有唐代发现的艺术性很强的石鼓文，也在此地郊外。显然，雍城又是当时秦国的文化中心。特別是雍城的地理条件优越，物资丰富，能攻善守，当时的不少国君都以此为基地，向东西南北的各个目标发起攻伐,不断取胜，从而使秦国日益壮大，成为雄踞于西方的强国。

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地处秦旧都雍城的今陕西凤翔县，应该继承雍城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励精图治，振兴经济，发展文化，再现古都雍城的雄风，成为陕西省乃至全国的重要都会。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①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年版,第,②《秦都雍城布局研究),《考古与文物》年第5期。

③田亚岐:《秦都雍城考古录),《大众考古》年第4期。

④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