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地区东周秦墓出土青铜兵器的文化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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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作为周王朝的附庸世居西垂(今甘肃天水市南礼县一带)，直到平王东迁，襄公才开始享国，经文公、宁公、武公三代国君与“戎狄”展开长达近百年的斗争，关中一带的戎人据点才被肃清。至此，关陇地区成为秦逐步发展壮大的根据地。

从当时秦国疆域来看，其西北接戎狄部族，关中原为宗周之地，东临山东六国，西南与巴蜀接壤，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秦与周边地区或多或少存在联系。通过分析关陇地区东周秦墓出土的青铜兵器可知，秦国青铜兵器含有丰富的外来文化因素，如周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西戎文化等。

周文化因素

西周伊始，赢秦一族作为被周征服与归顺的部族，接受周文化即是其归顺周朝统治的具体要求，也是秦人借机发展的必然选择。自非子被封附庸至襄公晋升诸侯，秦人的每一次受封皆为周礼对秦人的洗礼。《诗·车邻·毛序》：“《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好焉。”车马礼乐即为周文化特有之标志，同时也是秦人学习周人礼乐文化的一种表现。

自春秋以来，秦人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一方面通过占有西周王裴之地来扩展自身的统治疆域，另一方面则吸纳周余民，使秦人直接在与周余民的交往中学习周文化，如“(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周文化作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无一不对秦文化有着超强的吸引力与感召力，致使秦国在发展过程中主动的学习借鉴周文化。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西周的文化传统。秦文化的这一特征在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上同样也得到了印证。

东周秦墓中出土青铜兵器中含有周文化因素的兵器有：戈。关陇地区秦墓出土的A型戈其形制与西周晚期三门峡上岭村掳国墓地出土的铜戈样式完全相同。这类戈也被称为“圭形戈”，在春秋早期秦墓大量出土，如，春秋早期的宝鸡县西高泉村M1：7、春秋早期偏晚的灵台景家庄。

锨。秦墓出土的A型铜锨双翼外扩，刃部平直，中期凤翔八旗屯BM2出土的两件，国墓地出土的形制类似双翼与关部用铜梁连接，如春秋，与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上村岭掳，秦墓出土的A型铜锨应该是在继承西周风格的基础之上，稍作改造，条状双翼加宽，后锋变得平直。

北方文化因素

关陇地区秦墓中出土了一些带有北方文化因素的兵器，这与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北方文化多分布于长城沿线，由西向东具体分为三个地区，分别是以昭盟为中心的地区、河套地区、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从秦国疆域来看，恰好与甘青宁地区毗邻，相邻的地理位置无疑为两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关陇地区秦墓出土兵器带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有：

A型无剑格，剑柄饰人面纹。秦墓仅出土一件，但与之形制类似的在辽宁宁城南山根、河北平泉东南沟均有出土，乌恩先生将这类剑视为北方青铜短剑的IIB型。陈平先生认为秦墓西高泉村Ml出土的这柄短剑是由乌文中IIB型短剑发展而来的。B型剑均属于北方系“花格剑”的范畴，为北方系直刃匕首式短剑派生的一个分支，即以北方草原系剑形为基础，剑柄多以中原风格的纹饰装饰，如礼县圆顶、宝鸡谭家村、礼县大堡子益门二号墓等。

F型剑为三叉式护手剑，这类短剑最早主要集中分布于甘肃庆阳、宁夏银川南部和固原地区。杨建华先生认为礼县大堡子山Ml出土的三叉式护手剑与甘肃庆阳城北葬马坑出土的形制大体一致，但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三叉式护手剑的剑柄纹饰不见于甘青宁地区，认为甘宁地区三叉式短剑传入秦地之后融入了秦人自己的创造。就兵器材质而言，秦墓出土了一些铜铁或金铁合铸的短剑。罗丰先生认为铜柄铁剑属于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一个特征性器类。

锨。甲b类：三翼有挺锨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西周时期成为比较常见和成熟的型式，但其流行范围较小，只限于北方夏家店上层文化，形式上也是典型的北方系铜锨的形式。因此推断这类三翼锨应是北方文化因素。这类锨在春秋时期普遍出现于中原各地，但此时的三翼铜锨己经摆脱了早期的形式，变的身挺分界明显，有柱脊，倒刺明显，如陇县边家庄Ml出土的Aa型为有挺三翼铜锨)。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具有北方文化因素的扁挺式锨Ad型。

乙b类：有梁锨。田广金、郭素新两位先生认为有梁锨除夏家店下层文化外，其它地区(鄂尔多斯以外)不见，由此断定有梁锨为鄂尔多斯地区的特有形式。梁的因素来自北方，有梁的锨早在夏代就出现了，但均出自北方。中原地区管梁风格无疑是受到北方系铜器的影响。由上可知，有梁是北方地区青铜兵器的一大特色。东周秦墓中就出土了一些有梁锨，有双翼有梁锨与三翼有梁锨两类。梁孔式锨多见于北方地区。管梁式铜锨出土数量较多，而这种管梁式铜锨可以在东北地区找到原型。

甘肃平凉庙庄秦墓M6出土了一件有梁但无梁管的铜锨，该锨脊未达前锋，梁侧呈三角形，翼底近平，近底处有对称两个小穿孔，这类铜锨多见于北方文化带的西区，如甘肃张家川马家源战国戎人墓地。

矛。甘肃平凉庙庄M6出土一件矛叶狭长，中起棱脊，长骸，圆梁的铁矛。其形制类似的铁矛也多见于北方文化带西区，甘肃张家川马家源战国戎人墓地。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西区通常被认为是西戎民族所创造的北方系青铜文化。秦人自中橘始“在西戎，保西垂”，长期与西戎杂居相处。“秦仲三年，……西戎反叛王室”，自此开始了秦与西戎长达数百多年的拉锯战。正是在这种战争与和平相互交替、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两种文化发生了碰撞与交流。而平凉庙庄秦墓M6出土的铜锨与铁矛则是这两种文化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好体现。

三晋文化因素

关陇地区秦墓出土铜兵中带有三晋文化因素的有：戈。带有三晋文化因素的戈在秦墓中共出土7件，如华县东阳，这件戈为战国早期秦墓出土，弧线形尖锋，中胡。这些特征与年代为春战之际侯马上马村M15出土的铜戈形制非常相似；塔儿坡出土的铜戈，戈援前窄后宽，中长胡两穿的特征与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的陕县后川出土的戈相似，所以塔儿坡戈年代应该与之接近。

锨。甲b类三翼有挺铜锨。北方传入的三翼有挺锨经过整个春秋时期的发展，到战国时期形制变得更为多样，成为东周时期三晋地区较为流行的样式，与之相较，关陇地区战国中晚期秦墓出土的三翼铜锨样式单一。队c型的锨身较短、三翼斜直、后锋在关以上，如凤翔西道沟，与之形制类似的铜锨早在春秋晚期晋墓中就有出土，如侯马上马；飞型锨，如任家咀，短身长挺，三翼较窄，本与关之间距离较远，与三晋地区洛阳西工区M出土的铜锨形制类似。

甲C类三棱有挺锨。战国早期，三翼锨的形制发生了一次变革。锨身变的细长，三翼退化成三棱附在中脊上，其后接长挺。同时还存在一种短身长挺的三棱锨，而这些也多见于三晋地区。如，陕县后川出土的短身长挺三棱锨与长子县Ml出土的长身长挺三棱锨。这两种类型的铜锨在战国中晚期的秦墓任家咀、凤翔西道沟均有出土。

战国初年，秦国内乱不止，国君废立无常，秦国诸多公子常年流亡在外，其中常以三晋为栖息之地，如怀公、简公、献公等。以献公为例，其在魏国生活长达二十余年，对魏国文化早己耳濡目染，在其执政期间推行的政策中便可看出魏文化的痕迹，如，“献公元年，止从死”，废除殉葬陋习。孝公时期，为改变“夷翟遇之”、“诸侯卑秦”的局面，发布了“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政令。

三晋贤士纷纷入秦，有魏惠王相公孙座的家臣公孙靴、魏人张仪、范雌、赵人楼缓等，将三晋改革之法、变易之观带入秦地，为秦国雄起奠定坚实基础。经商靴变法，秦国逐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随即开始了对外扩张，秦与三晋地界相邻，频繁与三晋为战，使得秦文化中不可避免的打上三晋文化的烙印，而战国时期关陇地区秦墓出土的带有三晋文化因素的铜兵就是最直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