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伟淹没的班村与淡忘的俞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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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伟超

班村，河南渑池县黄河岸边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对于很多年轻一辈的考古学生而言，这处遗址已经相当陌生，甚或从未听说。但仅仅二十年前，班村是“新考古学”在中国的试验田，是中国考古学变革的示范区。如今，班村已经彻底淹没在黄河小浪底水库下。班村发掘的推动者和策划人俞伟超，也离开我们将近二十年了，似乎也渐渐淡出了考古学后来者的视线。淹没的班村，真的就该被遗忘吗？

图年俞伟超等人在河南渑池班村遗址留影

一、发掘班村

年12月20日，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裴安平和安徽合肥教育学院的张爱冰分别接到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的电话，“请他们到北京商量要事”。两位不敢怠慢，立刻赴京。23日，俞伟超在历史博物馆主持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提出要利用黄河小浪底水库抢救性发掘的机会搞一个考古学“试验田”。俞伟超的提议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奋——因为长久以来，他们一直希望在国内“建立一个科研基地，并以此来检验中外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现在梦想就要成真了。次年春天，借着到三门峡开会的机会，俞伟超带领历博考古部曹兵武等人，利用一天的时间，“匆匆忙忙地看了黄河岸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班村西头一处砖瓦场的取土坑旁，俞伟超一行看到成堆的翻捡出来的仰韶文化彩陶片，大家都印象深刻。稍后，俞伟超又特意委托中科院地质所周昆叔研究员领队，率裴安平、曹兵武、张广如一行再次前往河南渑池、新安、孟津三县小浪底库区实地考察。4月30日，周昆叔在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正式递交了《小浪底水库南岸遗址综合研究选点调查报告》，提出了以班村为主要发掘点的意见。根据前期调查结果，研究团队已经了解班村是一处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堆积为主的遗址。而俞伟超最终下决心选择班村作为他试点新考古学的“试验田”，当然不是偶然。参与遗址“踩点”的曹兵武说：

因为当时小浪底水库已经决定上马，山西与河南两省正在协商实施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抢救工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长期经营的垣曲古城及其附近地区正在水库淹没区内。在这里发掘可以将原来的古城考古工作站作为依托，这里的新石器时段遗址囿于地形限制，面积一般较小，全面的发掘易于进行，同时因为反正遗址是要被淹没的，做些探索性的工作更可以放开手脚，少些顾虑。……我们之所以对仰韶文化庙底沟阶段情有独钟，不仅因为年正值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开创中国田野考古的70周年纪念，大家决心以新的理论和方法掀开对仰韶文化研究与认识的新篇章，也因为俞先生坚信庙底沟与半坡是两支并行发展的文化类型，并可能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作出了更为重要的奠基性贡献。

年10月初，班村遗址的试掘工作正式开始。10月16日，俞伟超再次来到三门峡，主持班村发掘规划论证会。在会上，俞伟超用他惯常的热情，豪迈地指出，“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也是10月开始的，现在刚好整整70年。这是一个象征，科学方法是国际的。”俞伟超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虽然新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研究方法远远落后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中国考古学不能再故步自封了，要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因为科学方法是国际的。会上集中讨论了裴安平等人制定的发掘规划。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年班村发掘的意义，这里有必要转录规划中的有关内容：

指导思想：任何古代的聚落遗址都并非是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物质文化演进史中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而首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具体单位，是这种生活各方面信息及其与环境发生相互关系的整体。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不能仅限于遗迹遗物的外部形态特征、年代序列与空间分布，而应立足于“重建”和“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而探究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为此，尽可能调动一切手段与方法，对遗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发掘与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体目标：本项目的总体目标可概括为二个方面。一、探索组织、协调多学科进行考古学的综合发掘与研究的恰当方式，为国内同行提供经验教训。二、推进对仰韶文化所表达的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群体的聚落形态、社会经济的时空特征及其规模的深入研究和认识，并进而推进对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人地关系的理解。

顾问组织与任务：为了确保本项目各种工作都能在有关方面专家的指导下顺利实施，并能取得较高质量的成果，项目拟邀请考古、人类学、心理、宗教、地质、地貌、气候、土壤、物理、化学、生物、生态、测绘、遥感、统计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顾问组。此外，还拟邀请美国考古学家参与顾问事宜。

发掘队的组织与任务：发掘队由田野考古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二部分人员构成，其中自然科学工作者至少应包括地学、生物、环境、电脑等方面的专家。

一目了然，这是一份雄心勃勃的发掘规划了。令人尴尬的是，时至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也还没有成功组建过如此阵营的考古队。所以，如果不了解俞伟超其人，今天的读者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时会诞生这样一份理想主义发掘规划，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前后数年内居然有14个单位40多位学者先后来到班村这样一个注定不会有重大发现的史前遗址从事发掘研究。毕竟，在一个以“重大发现”论英雄的评价机制下，这样的工作显然是不划算的。

图年俞伟超等人在河南渑池班村遗址留影

二、俞伟超的“躁动”

俞伟超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的杰出代表。他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入考古专业，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了陕西西安白鹿原唐墓群和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的发掘，并勘察了黄河三门峡古栈道，可谓少有盛名，深得新中国考古学掌门人夏鼐的器重。年，他离开考古所重返北大攻读研究生，师从苏秉琦，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年离开北大，任职中国历史博物馆，先后担任副馆长和馆长。

图3俞伟超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留影

俞伟超虽以战国秦汉考古为其专长，但他在同辈学者中又以淹博贯通著名，被认为是最有资格独立完成一部“中国考古学”的人选，由此可以看出俞伟超过人的才气和扎实的基本功。但俞伟超的卓绝更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他以一种诗人的气质，追求一种所谓“诗的考古学”。尽管也有人对此颇有微词，但在俞伟超身边，却吸引了一批年轻的考古学人，这些年轻人视他为偶像，唯他马首是瞻。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躁动的时代，俞伟超追求“诗的考古学”，正是中国考古学响应时代的一种躁动。但这种“诗”的追求背后其实是异常残酷的现实，因为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实在是毫无诗意可言——俞伟超和他的追随者都很清醒，他们清楚地知道考古学“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句严厉的门规，或者当个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援为思想家。”究竟是做一个特殊的技术工人，还是攀援为一个考古学思想家，这是摆在俞伟超面前的问题，也是他变得躁动的主要原因。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直到今天，中国考古学界依然有“考古匠”和“考古学家”泾渭分明的区分，一个考古从业者如果被归入“考古匠”群体，则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无望与断送。但反过来，要想成为“考古学思想家”又何其难也，在中国考古学界，最早赢得这一称号的是俞伟超的导师苏秉琦。进入20世纪80年代，俞伟超给人的感觉是充满了“躁动”，渴望对旧体系的突破和超越。在学科领域，这种对“范式”的突破，必然是从理论和方法上的，是思想层面的，因此，他告诫年轻同行——其实也是他的自我期许——“每一个科学家，必须首先是思想家，考古学家同样如此”。做有思想的学问，这应该代表了俞伟超对中国考古学的一种普遍期盼。所以，在俞伟超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们对他的学术生涯做过如下的描述：

俞伟超先生的成果，首先在于他是一个考古学思想家。在从一个青年考古工作者到考古学思想家的攀援过程中，俞伟超先生经历了一次次对自己的扬弃和否定。这是一个艰辛痛苦的过程，其中既有曲高和寡的寂寞，歧路迷茫的困惑，也有缺乏理解的苦闷。但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使他坚定不移地攀登着，终于到达了辉煌的终点。……这一攀援过程，大体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其攀援的目标，则是考古学的科学目的论和方法论。年，北京大学围绕着考古学的目的论问题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思潮进行了一次大批判，将考古学的目的定位到科学研究历史轨道，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了考古学向历史学的回归。在这场批判运动中，俞先生进行了他学术生命中的第一次攀援，完成了学术思想的第一次升华。他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考古学家的使命是解释和复原历史；考古学中物与物关系的后面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即古代的社会关系，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思维抽象出这种隐藏在物后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古代，这种社会关系集中表现为各种制度即历代的“礼制”上。从此，他将自己的研究目标定位在中国古代的制度和“礼制”上。而要进行这种研究，就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深刻的历史认识。为此，他花费了数年时间，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有个古代社会特别是东方古代社会的著作和郭沫若、陈寅恪、王国维等人的历史学著述。……年发表的《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写的“编后记”和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一书，可以看成是俞先生前期学术经历的总结。前者反映了俞先生对苏秉琦构建的“区系类型”考古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后者论述了我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形态变化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搜集资料到问世，历时达30年，凝聚了他半生的研究心血。……通过对考古学目的论的思考，他明确提出：“研究古代，是为了现代。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今天。”对考古学的方法论，他指出除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还应该有科学的文化论；他提出了考古学“大文化”概念，认为“古文化就是物质、精神加上社会的复合体”，考古学应该从“社会的、意识的、物质的、技术的等等”多视角出发，通过揭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去了解和发现人的本质即人类社会演进的逻辑过程。……他实现了从考古学家到考古思想家的升华。

俞伟超的思想“躁动”，折射出新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的迷茫。从本质上讲，考古学完全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近代科学考古学开始真正进入中国。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所下设有考古组，这是中国国家考古机构的首次设立。所长傅斯年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宗旨，以殷墟考古发掘为突破口，立志“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执着于“为中国史学争国际的地位”。但此时国家多难，考古工作更处于草创之中，很难在理论方法层面取得突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梁思永、夏鼐的具体主持下，考古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年更是在北大历史系设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由苏秉琦主其事。在北大，苏秉琦主张考古同行们要把“由西方新学来的一套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生根繁殖”，努力把考古工作建设成为“人民的事业”。他并呼吁考古同行们向郭沫若等先进史学家学习，不仅要详细占有史料，更要有正确的史观引导，实现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转变。无论是苏秉琦自己，还是北大考古学生们，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中国考古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俞伟超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不但从导师苏秉琦那里得到最直接的指导，更兼有自身丰富的学术实践。特别是文革时期他“一日三赴死”的个人遭遇，令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顿悟”——“总的来说，对人生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对别人态度的理解。……我悟出了一点道理：每一个人所承受压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所以，进入20世纪80年代，俞伟超开始“爆发”。他把自己对考古学的理解以及人生的感悟都倾注在对老师苏秉琦的评价上了。由他主要执笔完成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无论从哪个方面评价，都堪称是俞伟超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他自述这篇并不很长的文章“花了二十天的时间”，“写作时异常激动”，而且“一边写作，一边在听德沃夏克的B小调号大提琴协奏曲”，带着这种“在天堂前徘徊的情绪”，“想到过去死在考古工地上的几个朋友和学生”，俞伟超“流了眼泪”。

图4《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书影及《编后记》

这篇名为《探索与追求》的编后记，与其说是对乃师苏秉琦的评价，不如说是对中国考古学六十年（-）的一个总结。六十年探索与追求的成果，一言以蔽之，就是诞生了考古学“中国学派”。何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俞伟超第一次给予了清楚的阐述：

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思想团结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法遭到夏鼐、张光直等人的质疑，但此文一出，令俞伟超原本显赫的声名更为瞩目，就如他的学生们所言，“一个天才学者型的俞伟超像一颗璀璨的新星，在中国考古学的天幕中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三、俞伟超的“攀援”

人们常说，堡垒常常是从内部被攻破的。要实现对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超越，也需要一个真正熟悉这个学派的内部人士，而俞伟超无疑就是最佳人选。年，俞伟超饱含热泪写就了《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这一年他正好50岁。这是一个人文学者的黄金年龄，对于俞伟超亦然。从他年北大考古专业毕业，三十年来先后主持了一系列重要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包括：河南三门峡古栈道勘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北京昌平雪山遗址（红山、龙山、夏家店下层、西汉、辽代诸文化）发掘（）、山东临淄齐国故城的发掘与调查（）、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城址的发掘（）、湖北江陵楚都纪南城的发掘（）、陕西周原遗址发掘（）、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晋墓葬发掘（）、湖北当阳县季家湖屈家岭、石家河及战国楚城遗址的发掘（）、青海循化县苏志村卡约文化坟丘墓发掘（）以及湖北沙市周梁玉桥商时期遗址的发掘（）。这些遗址所涉及的时空跨度以及文化差异性，为俞伟超构建了丰厚的学术底蕴以及足够的学术自信。俞伟超不仅拿得起手铲，更善于动笔。早在年，他23岁时就已经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西安白鹿原汉唐墓葬的发掘报告；年，主持编写的《三门峡漕运遗址》出版，年仅26岁；而年，他的《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早已编定，此书确立了战国秦汉考古的基本框架，也一举奠定了俞伟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祭酒地位。俞伟超不仅能挖、能写，更能总结与思考。苏秉琦之后，考古界同人无不以地层学、类型学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但即便是苏秉琦本人，也从来没有对这两种方法的具体运用做过系统阐述。但早在20世纪70年代，俞伟超就已经有了关于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详细讲稿，并且在80年代初率先提出了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法。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俞伟超已经站在了中国考古学的最前沿，对他而言，继续前行的唯一可能或者说唯一动力是追求自身在学科发展历程中的历史地位。为此，俞伟超对于考古学科的发展史有着基本的判断：

考古学的发展，就全球范围而言，似乎已经历了两大阶段，而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其萌芽时期，这可以从很早时期就已发生的收集并研究古物的活动算起，但主要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第二阶段是其成熟和以考古地层学及考古类型学为方法论支柱的传统考古学。从十九世纪中期起到本世纪五十年代，许多国家考古学者是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方法，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大量发掘，建立了许许多多考古学文化的序列，重建了许多地区许多年代的已逝历史。这个时期考古学者所关心的主要在于对考古学遗存的具体的说明，很少思考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性问题。……第三阶段，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考古学的新时期，如美国的“新考古学运动”。

俞伟超认为，中国考古学总体上属于考古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一系列考古学的新方法、新概念，在我国尚未使用和理解，甚至还很不了解”，尽管“中国考古学的野外能力和器物分期能力都具有国际水平”，但“中国学派的真正内涵（或其特征）仍未确立或被认可。”俞伟超说此话的时候是年。而如果早上几年，他的这些言论恐怕难以面世，因为中国考古学的掌门人夏鼐对所谓的“新考古学”很不以为然。夏鼐曾说：

历史科学应该是阐明历史过程（process）的规律，……有些人承认有客观的规律，但又把它同自然科学的规律，混为一谈。像60年代美国的“新考古学”（newarchaeology），似乎便犯了这毛病，他们以为考古学的主要目标便是探求“文化动力学的规律”。他们叫嚣了20多年，“新考古学”变老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拿出一条大家公认的新规律来。

但此时夏鼐已经作古，对旧传统的扬弃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甚至是学科先进性的必然表现。与俞伟超亦徒亦友的张承志就说的更加直白——“在中国，凡从知识人中走出的佼佼者，都会经历扬弃旧史学的阶段”。在他看来，“俞伟超师所代表的、从谨严而权威的中国考古学母体中发生的对新方法论的渴望，如同绘画中由欧洲写实主义大师们实现的现代主义变革一样，反映着深刻的原因，令人至少倾听和尊重。”任何新方法都是依据新目标而生的。俞伟超追求的考古学新方法、新概念和新技术，必然是扎根于他对考古学的新理解，对此俞伟超毫不讳言。那些年间，俞伟超在不同场合谈论他的新观点，但直到年《考古学新理解论纲》的发表，人们才真正完整地理解了俞伟超的学术观点。概而言之，俞伟超的核心观点包括以下部分。首先是关于考古学的学科属性。传统观点，包括俞伟超自己早年，都是将其视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但现在俞伟超认为：

考古学是科学，但也可理解为艺术。科学的内容反映客观世界。考古学寻求事实的积累与验证，探究文化的规律与动力，所以是一门科学。艺术则是反映艺术家眼里的世界。考古学的内容往往是在反映考古学家眼里的世界，所以也可以理解为艺术。

而对于考古学的学科目的，俞伟超也有了自己独到的理解：

作为科学范畴的考古学，最根本的价值应是：了解人类的已往过程，寻找文化进步的本质原因，寻找文化进步的本质原因，认清今后前进的方向。其中，透过文化的历史进程来理解今天和预感未来，是考古学得以存在的基点。……作为艺术范畴的考古学，其价值的主要方面，按照我们的理解是在意满足人们那种回忆自己被忘却的天真稚气的童年、奔放热情的青年以及庆功的辉煌、失败的悲壮、丰收的欢悦、祭祀的虔诚等等历史情景的天生愿望。……考古学的全部价值，应视为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正因为具有这两方面的价值，考古学才既有专业性，又有广泛的群众性，忽视任一方面，都不利于这个学科的发展。

强调考古学的艺术属性，这是俞伟超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认为“考古学不仅仅应对文化的特征作一些客观的描述，还要进一步探讨这些特征出现的原因，并作出评论。”而“考古学文化是一个综合体，最难理解和寻找的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特征。”既如此，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必然是分层的——“低层次的物质间交流”和“深层次的思想观念”。很自然，考古学研究也是分层次的，比如他说：

我有一个学生曾对我说，在做研究时，接触材料，这是感性阶段；分析、比较，这是理性阶段；最后，还有一个悟性阶段。

话虽然是“一个学生”说的，但俞伟超深以为然。实际上，俞伟超非常强调考古工作者自身素质的重要性，因为他相信“古代文化和文明、考古材料中的艺术性，只有通过考古工作者才能揭示出来”。而在他的许多学生眼中，俞伟超恰恰是具有此种“悟性”的“天才”型学者：

时代造就了俞伟超，但他成功的关键却在于他优秀的天才素质。他的天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勤奋，多做、多读、多思、多写，他一生持之以恒。二是坚忍不拔的探索精神，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跋涉者，从来不把自己视野的终点看成是世界的终点，一生都在追求学术研究的更高层次和学术思想的更高境界。三是多幻想，他的的诗人和艺术家气质使他在研究中突发奇想，著文立论新奇大胆，发聋振聩，他深知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在幻想之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四是敢于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

百年中国考古学，被誉为“天才”的大概只有俞伟超一人，即便是他的老师夏鼐、苏秉琦也没有赢得这样的评价。既有才情，又有抱负，更有平台，正可谓是既有位又有为。环顾当时的考古学界，能振臂一呼而响者云集的，舍俞伟超其谁？

图年8月俞伟超与苏秉琦在北戴河友谊宾馆

事实上也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俞伟超就不停地呼吁，“考古学经过发生、发展，最终是要衰亡的”，他坚信到了21世纪，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终将综合为一个学科。那么，考古学如何未雨绸缪，面对作为人类活动综合体的考古学文化开展研究呢？俞伟超认为，道路只有一条——即通过多学科合作的方式来探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内在逻辑。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发掘班村——“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计划在先生脑海中形成和成熟”了。俞伟超自然知道“谨严的学者”对他“有点非议”，但他乐观地，甚至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这当中可能有相当的误解”。结果，事情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所遭到的岂止是“有点非议”，简直就是全盘的否定，而且最激烈的反击来自他的同门张忠培。张忠培坦言，以俞伟超为代表的所谓“新阶段的考古学者”对于“文化”这个关键概念的理解根本就是“新瓶装旧酒”。“新段”学者主张以人类学的“文化”替代考古学“文化”，主张“文化”的范畴应包含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另一形式的表述”而已。令张忠培尤感不愤的是，“新段”学者硬将识别考古学文化的标志，说成是“传统考古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和终极目的，这简直就是“把‘新考古学’描绘成巨人的时候，先把‘传统考古学’打入小人国。”对于俞伟超引以为傲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张忠培更是逐一反驳，直言这纯粹是“乌托邦式的追求，只能有害于学科”。张忠培并隔空呼吁老同学，“从神话般的世界回到人间”来。虽然早在学生时代，俞、张二人就热衷于在宿舍“评点学坛、纵论是非”，争论虽激烈，但“从不因争论的碰撞伤害了彼此的感情”。但今非昔比，此时两人早已成名成家，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中坚力量，在以学术为公器的同时，内心深处也未尝没有瑜亮情结，所以外人颇为他们担忧。所幸的是，他们的交锋争鸣始终保持了应有的君子之道，张忠培后来甚至认为他们的论述“形异而质同”。相比之下，俞伟超面临的压力更大一些，但面对海量的质疑，俞伟超内心自有主持，那就是“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说什么，要保持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时代，做到这一点特别不容易。”其实，在任何时代，理想主义都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任何学科而言，有思想的学术都离不开有思想的学者。俞伟超的一位支持者就曾经这样评价：

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必须首先是思想家。考古学家也当如此。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是深邃的思想、崇高的境界、纯洁的灵魂、坚定的信念、洋溢的热情。具有这样的素质，自然会勤奋刻苦，顽强拚搏，开拓禁区，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就能够对学科作出较大的贡献。这样的学者越多，考古学的境界便越高。

班村被淹没了，俞伟超也逐渐被淡忘了，而中国考古学似乎进一步滑向实证化、模式化的深渊。此时此刻，我们不由得更加怀念俞伟超的理想主义。

图年俞伟超为苏秉琦八十五华诞题字

原文刊载于《江汉考古》二〇二〇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