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掉了关陇集团,李世民接过隋炀帝的全部衣

（王清茗）隋炀帝迁都洛阳，标志着他与关陇集团彻底决裂。

一个才情四溢、儒雅随性的人，怎么能看得起纯粹因暴力而生、为暴力而亡的武夫。志节决定了人的取舍，即便饥寒交迫濒临死亡或者面向血淋淋的刺刀，因为天高心远的人生态度、完美精致的道德修为，也绝不会向着嗟来之食低下高贵的头颅，或者放弃尊贵而低人一等。

生死大义前，尚能保持人生最后的体面和起码的尊严，何况是正在上升期踌躇满志的杨广。对于关陇集团的相互间的掣肘倾轧，隋炀帝已经丧失了最后的耐心和天真幻想，依靠时间自然延伸和代际之间优化已经不能快速和精准地去除浸淫在关陇集团骨血中的匪气和残忍，甚至隋炀帝对家族兴旺起因以关陇集团为背景而深深感到耻辱，甚至他想脱胎换骨重新来一次天翻地覆的沧桑变化。

东都洛阳变成了这种理想的现实反映。二百万民夫，也只有隋炀帝才有着勇气和力量以全国之力，构建神圣帝都。不过十月间，这座以洛水为中轴线，规模宏大气势非凡的都城便奇迹般的矗立在中原大地。洛阳，“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与洛阳百废俱兴同样阳刚火热的还有百姓的眉梢喜气。

徭役和赋税，永远是普通农民难以挣脱的沉重枷锁。从公元前年，随着鲁宣公“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一声令下，井田制的坚冰开始迅速溶解，由农奴而农民，身份的转换造就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底气和资本，可惜对农民来说，随之而来的是沉重的徭役赋税，山岳般沉重，无法撼动。

地位不同，因为出身地位不同，只能天然地选取了土地，就会失去占有权力的机会，抓过锄头的手培育着青青禾苗的希望，很难再拿起杀人的钢刀任同类的鲜血流淌进自己的田园中。创造美好，繁荣世间，义不容辞地承担着供养社会的责任。而这一切，被隋炀帝看做人间最为淳朴和真挚的情感渊源被铭刻于心，深藏在灵魂中的善良被瞬间激发。

隋炀帝镇守江都之时，佛教盛行，以心善为荣的隋炀帝与当地高僧保持着极其友好的关系，不仅以弟子之礼供养当地高僧，修复毁于战火的寺院，更立“立宝台经藏，五时妙典，大备于斯确。又置四道场国司供给，释、李两部，各尽搜扬。”佛教的最大功用在于社会教育意义，与佛教的频繁接触使青年杨广在思想成熟期养成了一种高傲和自赏的性格，并在骨子里揉进去天潢贵胄所难以拥有的善良。

自然地亲近农民，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认同，更多地还在行动上给予更多地支持和让步。从西晋到南北朝，四百年间筚路蓝缕，数千万农民随着五胡帝王东挡西杀，为得就是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农田土地，三亩地一头牛而已。

隋朝给了农民这样的待遇。在北齐均田制的基础上，隋朝不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还对官吏私属的田宅土地等进行了严格限制，“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仅从法律上限定了官吏占用田亩的上限，还对其子嗣、家丁中未成年的“丁男、中男”等以人口核算土地予以限制，填补了监管空白。

开天辟地以来，所有的法律都为“肉食者”服务，唯有隋朝的政策向社会底层开始倾斜，几乎等同于石破天惊，每一个农民都奔走相告额手相庆，自永嘉之乱后从没有过的扬眉喜气，终于有人做了农民的代言，在这个代言之后，还有更多的喜讯传来：

男以二十一岁为丁，五十八岁为限，实行从丁课，同时把十八岁至二十岁划为中男”，“其丁男、中男授永业露田”。有了土地就有了饭吃，就会人丁兴旺，特别是基于二十一岁以下力役不再负担繁重的劳役可以专事耕种的现实逻辑，隋朝经济开始了迅猛发展，数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安居乐业的局面形成。

直至现在，均田制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好的土地制度。但它的实施条件极其严格，完善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拓荒规模的持续上升，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如果不是有胸怀百姓的魄力和勇气，帝王是不会向关陇集团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低头的，尽管政策制定者清晰地明白，这样的操作，在既得利益的疯狂反扑下，面临的是万劫不复的生命深渊。

从隋朝初年人口不到万户，到隋炀帝登基年，已经迅猛增加到万户，全国人口超万，而这个数字，直到唐朝玄宗朝才勉强达到。唐高宗继位时统计户口万户，唐玄宗全国万户，万人。隋开皇九年间，因为人口暴增，已垦田地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万顷，土地数量翻了两翻。

人口的增多还使赋税大幅度减少。隋代以一夫一妇为状，以“床”为课征单位，以“男”为主体。规定丁男一床课征租粟3石；调绢絁一匹、绵3两，或者调布一端，麻3斤；单身男子、仆人、部曲税额减半，非应授田口皆不课税。同时，还作了更大的减免规定：“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授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文夫节妇，并免课役。”隋炀帝登基后，由于户口的增多，朝廷决定妇人和奴婢免除课税，年，朝廷又把每年服役日数有30天改为20天，调绢由原来的4丈减轻为两丈。年，又规定50岁以上一律免役，可以用钱、物、布帛，代替防戍兵役，称为“免役收庸”。

尽管这时候的“免役收庸”还很严格，有年龄限制，也只限于兵役可以抵免，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已经是“以庸代役”的突破。“免役收庸”标志着长期以来束缚在农民身上的力役枷锁得到解放。同时，由于年龄提高后，在原先21岁授田的规定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农民在达到授田年龄以后，就可以有3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

工程的速度背后信仰和感恩。十个月造出洛阳城，如婴儿之盼，农民的朴实让隋炀帝热泪盈眶。自备粮食、携带工具，背井离乡地赶往洛阳建造新城，农民以最实的行动，向隋炀帝表示了最虔诚的祝福。课征的公平使得农民乐于缴纳，田赋收入大增。

没有人相信，皮鞭奴役的下农夫会有如此效率和精致。开凿运河时，为了保证体型巨大吃水较深的龙舟能够畅通行驶，对工程质量提出极高要求。工匠们以极高热情和集体智慧，以原始而简陋的人工开挖技术，在中原大地上，硬生生地留下民族荣耀和时代记忆，至今热血奔流。

隋炀帝也没有辜农夫们的期望。以战略决策者身份，隋炀帝在黄河沿岸的四大官仓，即洛州（今洛阳）的河阳仓，陕州（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的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的广通仓，卫州的黎阳仓（在今浚县）内开始囤积粮食。在运河成功开挖后，大量漕米从鱼米之乡的江南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成为隋炀帝后期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

“贵五谷而贱金玉”，以粮为纲是古人朴素生存思想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的精华总结。《礼记》中有“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的古训，“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耕三余一的思想和做法一直被后世贯穿下去。国家“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倘若国家没有三年的粮食积蓄，国家的根基就会彻底动摇。

贞观十一年，公元年，监察御史马周在巡视了洛阳仓后上书唐太宗李世民称：“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灭亡二十年后，洛阳仓的粮食依然丰满，给所谓贞观盛世一记响亮的耳光，也让关陇集团新秀李家王朝对国家治理方略有了重新定位。

因为有粮仓的存在，隋朝的民众根基异常稳定。关中饥荒的时候，隋皇便派人前往赈灾，或者亲率数十万吏民百姓到洛阳“就食”。一千五年后含嘉仓遗址的发现用现实印证了传说，揭开了盛唐强盛的终极原因，天下粮仓的充实才是国家发展最基本保障。四十三万平方米的地下，容纳了个仓窖，在高宗、武后、玄宗诸朝，累积达万多石粮食提供了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当然也成为安史之乱叛军南下最先争夺和占有的财富。

几乎是隋朝灭亡原因的翻版，倘若没有郭子仪河东坚守，历史或将改写，只是在这次决定唐朝历史走向的战争中，由盛而衰的李唐家族顾此失彼下放弃了粮仓，使其在最终最终命运的搏击中，面对饥饿的流民而不知所措，最终禅让于朱全忠。

相同的结果，似曾相识而有着天壤之别。隋炀帝身死宇文化及的背后，是关陇集团对隋炀帝的疯狂报复。在南北朝后期，随着关陇势力的兴起，出于对北朝政府的政治失望和民众统一的诉求，杨坚顺利上位。可是随着隋朝在政治方面对中央集权的强化，特别是三省六部制的正式定型和推广，科举制度的建立，门阀势力的的察举制受到极大挑战，关陇贵族对隋炀帝表现出极大的愤慨，继而以武装力量对抗隋朝中央政府。

这便是农民起义蜂拥而起的真相，义军和隋炀帝以粮仓为诱饵，在战争的作用下，饥荒被无限制的夸大，所有义军都以粮仓为目标进行血流成河的争夺，开仓放粮几乎是所有义军首领必要仪式：无论是瓦岗寨和太原李渊，都围绕着隋朝六大粮仓展开争夺，其余义军如罗艺、刘武周、郭子和、薛举等人也多次占领粮仓后开仓放粮。

隋炀帝北征高丽的大军便在这些义军的夹缝中潇洒通过，对义军的盗掠行为几乎不屑一顾。北方越乱，关陇集团之间的争斗便会旷日持久，战争使关陇集团的力量越来越单薄，彻底使关陇集团消失便易如反掌。因为隋炀帝有着十万皇家御林军，这支军队继承了北朝骑兵彪悍的传统，几乎天下无敌。

骁果军镇守着江都。龙潜之地，万业根基，隋炀帝不会轻易地放弃，尽管中原与江都千里之遥，但在运河开通的情况下，使江都与洛阳的距离在情感上更接近，隋炀帝有着充足的信心来完成对关陇集团的最后打击。

由于五胡的入侵，在南北朝时期，骑兵在赵武文王之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也带来了军制和兵种的全新变化，最为著名和标志性的重装骑兵，人马均配备有厚重铠甲的甲骑具装，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均有着出奇制胜的战场特效。《宋书》记载，南朝刘宋军队在讨伐“沔北诸蛮”时，“军以具装马夹射，大破之。”可见甲骑不但可以实施冲击任务，也可以凭借其绝佳的防御力，以建立稳固战线，用其他战术灵活击败敌人。

隋炀帝的骁果军几乎是北魏以来骑兵中最为彪悍骑兵的部队，集合了南北朝所有部队的优点，并且在组建方式上抛弃了北周宇文泰创建的府兵制，而采用耳目一新募兵制，专门招募北方不得意的士族子弟，从兵源上保证了骁果军的战斗力。

杀人成为职业，不再是战场中被人摆弄的棋子，地位自然与府兵不可同日而语，除精良装备外，为了避免骁果军士思乡心切，隋炀帝居然下令江都寡妇和未嫁女子许配骁果，江都根基大为稳定。当隋炀帝带着骁果军四方巡狩时，天下哗然。骁果军中，仅仅每人一把横刀都可置换数百斤粮食，更不要说西域名马和开支庞大的相关军费。

兵精粮足，永嘉之乱后汉人皇帝从未有过的自豪，也使隋炀帝踌躇满志，扬鞭指向，他对位于东北方向的由扶余后裔创建的高句丽产生了深深忧虑。自朝鲜半岛被三国孙权发现后，高句丽政权便一直效仿南朝，无论从文化和军事上都全盘吸收汉族文化，甚至将国都都命名为“长安城”，与北魏、东魏、北齐对峙，国君们如狼似虎，觊觎中原。

除了隋炀帝外，后世李世民等帝王也对高句丽数次征伐。刚刚统一全国的汉族政权并不允许卧榻之侧他人鼾睡，向朝鲜半岛进军成为必然。三次对高句丽的征伐，数百万大军昂扬向前，让北方关陇集团心惊肉跳，其中唐国公、太原留守李渊便是一位，隋炀帝身边江湖术士安伽陀那句“当有李氏应为天子”让他寝食不安。

谶语更使隋炀帝恐惧。在没有寻找到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包括对自然的恐惧，甚至连君王都不得不信仰“君权神授”的万古箴言时刻，没有人可以摆脱心里的巨大阴影，隋炀帝也不可能跳出这样的樊笼，居然一口气杀了32个李姓族人，面对即将在晋阳巡狩的隋炀帝，李渊等待着命运的最后安排。

李渊是关陇集团在隋朝后期的核心人物，能够在动乱中保存下来，完全采取较为低调的人生态度，并且通过联姻获取了隋炀帝的信任，占据了北朝霸府、军事重镇，仅次于长安、洛阳的全国第三大城市太原。由于隋朝施行的三省六部制，完全化的中央集权，尽管背后有着关陇集团的强大支撑，李渊手中可以调用的军队不过区区数万地方部队而已，根本无法与强大的骁果军抗衡。

惆怅百结无计可施的时候，李渊忽然想到亡妻窦氏的一句话：“好鹰爱马，公之所知，此堪进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为身累，愿熟思之”。

鹰隼宝马献出，李渊得到了难得的信任和喘息机会，在隋炀帝密不透风的军事行为中，为日后起兵提供宝贵的时间。隋炀帝也通过近二十年的征战，消耗了关陇集团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天下粮仓充盈，百姓空前拥护，对李氏宗族的完全驯服，北方应该无忧了。

智者千虑。天下无敌的骁果军首领司马德戡并非善类，本为屠夫的他联合了奴隶出身的宇文化及在江都上演了一场兵变，在隋炀帝被弑杀后，直接造成隋朝灭亡。

或许此刻隋炀帝才明白，他本就是关陇集团的一员。乱世中，除了关陇集团，其实他无依无靠。

关陇集团以脱胎于宇文泰八柱国的府兵制，但增加了行政的权力，由北魏六镇武将、代北武川镇的鲜卑贵族和关陇地区豪族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等所组成。“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隋朝的建立完全依赖关陇势力，只是隋炀帝想彻底摆脱关陇门阀军事挟持建造一个万民皆可参与的大同社会，不料被关陇集团反扑，从而造成了身死名裂的悲剧。

隋炀帝死后，关陇集团旋即选出陇西李氏作为代言，李渊兵出太原后在长安建立了唐朝，与东方和江南各个义军所建立的政权并立，形成关陇集团内部分化、外部压力骤增的局面。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年，李渊与刘武周大战雀鼠谷后，关陇集团走向了消亡。李世民继位后，对关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大开杀戒，在斩立决河北“千古圣君”窦建德后，终于导致了震惊朝野的玄武门之变。

后来的唐朝，几乎继承了隋朝所有的一切。（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