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迅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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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好多学者通过研究古代文献后认为，夏商时期的东方地区（像现在的山东、苏北、皖北等地）大致属于夷人的范围，就比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它就体现了这种观点。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把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夷人文化联系起来的研究也慢慢被提上了日程。现有的考古材料显示，《夷夏东西说》中所说的夏商时期河济淮流域“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没有南北之限”，夷夏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1]，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不过，目前在考古学研究中还没有打破这个框架，对于夏商时期东方地区那些复杂多样的考古学文化是不是都是夷人文化，以及东方地区南部和北部的夷人文化有什么差别，到现在还没有答案。

一、山东及其周边地区在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近些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在山东这个地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普遍有岳石文化的遗存分布着，它的年代大概在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年的那个范围里。在岳石文化之后呢，山东地区就出现了商文化以及以当地文化传统作为主要特征的那种文化，现在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些情况哈。

山东地方的岳石文化

山东境内各个局部区域的岳石文化遗存的特征呀，虽说不是完全一样的，但它们的共同特征那可是主要的呢，而差别相对来说就是次要的啦。

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遗迹里，已经找到了包含容器的青铜器啦，这就表明岳石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它的石器呢，以半月形双孔石刀和扁平石铲最有特点。陶器大多是夹沙褐陶、泥质灰黑陶。陶器的纹饰主要是素面和磨光，还常见细道刮抹痕和凸棱。在器类中，粗陶甗和夹沙罐特别多，是当时的主要炊具，尊形器、子母口鼓腹罐、盘形豆、器盖也不少。依据菏泽安邱堌堆、泗水尹家城、青州郝家庄等遗址的资料，能把岳石文化综合分成四期，一到三期的年代分别和漳河型先商文化早期以及晚期的偏早、偏晚阶段相对应，而岳石文化绝对年代的下限，有可能已经进入早商时期啦。各期陶器演变的主要走向是：夹沙褐陶器尤其是甗的数量慢慢增多。甗的体型从肥变瘦，尊形器从筒形变成折壁，子母口鼓腹罐从有颈变成颈部不明显，盘形豆从深变浅等等。

从文化特征方面去考察的话，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有着它独特的内在含义，并且和中原地区的先商、早商文化存在一定的关联，还对山东境内商代的文化产生了某些方面的影响。

说明：1.有8、11、28、39、47、57、69、74、82、87、91、99这些绳纹鬲；2.38是绳纹甗；3.12为平口瓮；4.13和20是碗形豆；5.14是卷沿鼓腹盆；6.26是花边罐；7.27是鸡冠耳甑、盆；8.29是箍状堆纹鼎；9.30是宽肩瓮；10.34是尊形器；11.35是子母口鼓腹罐；12.37是舌状足三足罐；13.36和65是盘形豆；14.21、44、64是中口夹沙罐；15.22是大口夹沙罐；16.23、54、68、79、86、96、是高圈足簋；17.25、81、98、是折肩罐；18.32、62是平沿罐；19.33、63是短沿粗陶缸；20.40、48、58是假腹豆；21.63、78、95、是素面鬲；22.67是子母口器；23.70、75、83、88、92、是真腹豆；24.41、49、59、71、76、84、89、93、是簋；25.42、50、60是深腹罐；26.72、77、90、94、是圆腹罐；27.43、52、61、73、85是大口尊；28.15和45是骨钗。

1、邯郸涧沟2、郑州南关3、新乡潞王坟4、磁县下七垣6-8、10偃师二里头9、陕县七里铺11、13、14、20、22、24、47、49、51、75菏泽安邱堌堆12、16、19、21泗水尹家城15、25青州郝家庄17、18平度东岳石23寿光火山埠26-28、34、38、62、64-66寿县斗鸡台29霍邱小堌堆30-33、35、57、58、60、61、63、67、82-84、、、-含山大城墩36、37、59霍邱洪墩寺39-46郑州二里岗48、50、52-56、74济南大辛庄68、86、六安众德寺69、70、72、73安阳殷墟71安阳郭家庄76、78、79、81青州赵铺77寿光后王80费县防城85巢湖大城墩87、88曲沃曲村89郑州西北郊区90邯郸龟台寺91、95昌乐邹家庄92寿光呙宋台93黄县周家村94胶县西庵96、98曲阜鲁故城97长岛珍珠门99霍邱绣鞋墩、含山孙家岗

岳石文化的那些陶器呀，大部分别的文化都很少见或者根本就没有，像尊形器啦、子母口鼓腹罐啦、舌状足三足罐啦、盘形豆啦、深腹碗形豆啦、中口和大口夹沙罐啦、粗陶甗（图16—22，24）啦、盒啦、锥足罐形鼎啦、矮足小鼎啦、舟形器啦、蘑菇形组器盖啦等等。还有一些呢，虽然数量不是特别多，但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化里更少见或者压根儿就不见，像浅腹碗形豆啦、折肩罐（图13，25）啦之类的。上面说的这些陶器里，大口夹沙罐、粗陶甗、折肩罐以及一种高圈足簋（图23）等，在东方地区存在的时间比较长，可以当作东方地区传统文化因素的代表呢。

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里有特别少的那种中原地区先商文化常见的陶器，像卷沿鬲啦、平口瓮（图11，1，12，3这些）、唇缘有切压纹的花边罐以及蛋形瓮之类的，这些陶器应该是从中原地区传到山东地区的先商文化因素。

先商文化晚期遗存里有一些浅腹碗形的豆、没有实足根的甗（就像图4里的2那样），还有中口夹沙罐，这些器物的形态和山东岳石文化的同类器物很相近，应该是受了岳石文化影响才出现的。岳石文化和先商文化都有不少卷沿鼓腹的盘（比如图5里的14）、斜壁平底盘之类的，这也能反映出这两种文化之间是有联系的。

中原地区早商文化的遗存里有一些附加堆纹夹沙罐、粗陶素面甗以及骨钗（像图44、46、45那样的），明显是因为受到了岳石文化同类器物（像图21、14、15那样的）的影响才出现的。

另外，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里还有束颈鼓腹鬲这类源自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因素。

从上述分析能看出，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有着独特的特征，它跟先商文化相互之间有影响，还吸收了一点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因素，是一种早期的青铜文化。

山东地区商代时期的文化

山东地区商代的文化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潍河以西那片区域（简称“潍西地区”）的商文化，另一类是胶东地区的地方性文化。

潍西地区的商文化跟中原地区商文化的主要特点差不多一样。从菏泽安邱堌堆、济南大辛庄等这些遗址的资料来看，能把潍西地区的商文化整体分成六期，年代分别和二里岗上层、藁城台西遗址晚期以及殷墟一到四期相对应，前三期属于早商，后三期属于晚商。

潍西地区商文化和中原地区商文化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几乎所有的铜器都跟中原地区的商式同类器一样。陶器大多是泥质灰陶，纹饰主要是绳纹，在器类中商式陶器占了绝大部分，像早商的绳纹鬲、假腹豆、深腹罐、平沿簋、大口尊（图47—50，52），晚商的绳纹鬲、真腹豆、三角划纹簋、圜腹罐（图74—77）都比较多，这些器类和中原地区年代相应的同类陶器（图39—43，68—72）形态要么相同要么相似。另外，潍西地区商文化的商式陶器还有绳纹甗、甑、斝、捏沿罐、罍、盆、钵、缸、瓮、鼎、觚、爵、尊、盉、瓿等，几乎涵盖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所有典型陶器。

另外，潍西地区的商文化把本地区的一些原本就有的文化传统给继承了下来，像陶器里夹沙红褐陶跟夹沙红陶的比例都比中原地区的商文化要高，这些应该是岳石文化遗留下来的风气。早商时期的粗褐陶大口夹沙罐、素面甗、高圈足簋（图51、55、56、54）、锥足鼎等都还保留着很多岳石文化的特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锥状实足素面鬲（图53），它夹粗沙、胎厚、袋足肥大、器表有刮抹痕等特点跟岳石文化陶甗的风格差不多，它的出现表明当地的某些文化传统在商文化传入之后有了新的发展。

晚商那时候呀，潍西地区像那种代表当地文化传统的素面甗啦、素面鬲啦，还有高圈足簋（就像图80、78、79那样的），依然是存在着的呢。后面这两种（素面鬲和高圈足簋）的数量还增加了一些呢，同时还有一些折肩罐（就像图81那样的），这都是岳石文化同类陶器（像图25那样的）的延续和发展哦。

咱来说说山东地区西周时期的考古情况哈。在山东这块地儿的西周遗存里呀，不光有好多周式铜器呢，还出现了好多周式陶器呢。像那绳纹鬲、豆、簋、罐（看图91—94）之类的，跟中原地区周文化的同类陶器（看图87—90）相似度可高啦。同时呢，也有素面鬲、素面甗、高圈足簋、折肩罐（看图95—98）存在，这就说明当地的文化传统那可是根深蒂固的，从夏、商一直贯穿到西周时期呢。而商式器物呢，虽然在潍西地区曾经盛行了好几百年，但到了西周时期就啥都没啦，相比之下，商文化传统在山东地区的根基，好像没当地文化传统那么牢固呢。

潍西地区的商文化里头有岳石文化遗留的因素呢，这就表明它跟岳石文化确实有一些传承的关系。另外呀，还有少量那种商式陶器的变体，像宽边甗啦、宽边鬲之类的。所以说，潍西地区的商文化是具有很明显的地方特征的。不过呢，由于它整体的文化面貌和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依然属于商文化的范畴啦。

胶东地区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存主要是以当地文化传统为特征的，时间大多属于晚商。这类文化的陶器大多是夹着粗沙的褐色素面陶，器表还经常能看到刮抹的痕迹。器类主要有素面甗、大口素面鬲、夹沙罐、圈足钵、碗等。另外有极少的浅盘豆、敛口瓮，它们和晚商文化的同类器物很相似。这种受商文化有一定影响的地方性文化，虽然继承了岳石文化的很多传统，但又有一些不同于岳石文化的新地方特色。不过呢，这种文化的分布范围不广，对外的影响也有限，不能代表山东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主流。看来，关于山东半岛“方便小部落占据地盘固守”，而“难以成为历史的重心”[3]的这个推断或许是有道理的。

3.山东附近地区在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山东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其相邻的苏北、豫东、皖西北以及辽东半岛那些同时期的文化，在不同程度上有着一致性或者相似性。

苏北地区夏代留下的文化遗存，主要是以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物为主啦，像尊形器、舌状足三足罐、蘑菇形纽器盖、盒、粗陶甗、泥质小罐这些都属于这一类呢。另外呢，也有特别少的属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鸡冠耳盆、觚形杯之类的，但总体来看呀，苏北地区这个时期的文化明显就是岳石文化啦。

苏北徐州那一片发现过一些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商代文化遗留物。像铜器里有那种不是商式的高领撇足鬲，在陶器方面，鬲、豆、盆、罐等主要器类跟典型的商式陶器相比，差异挺大的。所以呢，这类遗留物很有可能属于商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文化类型，不过因为材料太少啦，暂时没法做更深入的分析。

豫东那商丘、柘城这一带呀，曾经找出过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物，像粗陶甗、夹沙罐还有部分岳石文化的变体陶器呢，也找到过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所以豫东地区有可能是岳石文化跟二里头文化的接触地带。

皖西北地区的夏代文化遗存跟岳石文化有一些相同特点，不过差异是主要的，先暂且不管。但这一地区的商文化和山东潍西地区的商文化特征比较接近，像：都以中原地区典型的商式器物为主，都有一定数量的粗褐陶宽边鬲、厚唇深腹豆之类的。由此可见，皖西北地区的商文化属于具有东方地区文化特征的商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

辽东半岛南端发现过好多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物，像尊形器、子母口鼓腹罐、舌状足三足罐、蘑菇形纽器盖、盘形豆、半月形石刀等，还有岳石文化的变体陶器甗之类的。所以这地方在夏代可能分布着从山东地区来的岳石文化的某种类型。之后出现的以长海县上马石上层为代表的商代文化遗存里，有素面甗、圈足钵等陶器，应该跟胶东地区商代的文化有一定关联。

4.各种文化的类型

总的来说啊，岳石文化主要是在山东和苏北那一片儿分布着呢，它的西边界限或许能延伸到河南境内，北边应该已经到了辽东半岛最南端的一些地方啦。商文化在东方地区分布的东边界限呢，大概不会超过潍河。潍河以东的地区以及徐州地区在商朝的时候是被其他地方性文化给分布的。

关于岳石文化的类型这事儿呀，近些年已经有一些人进行过研究啦，并且之前还把它划分为三个不一样的文化类型呢[4]。依据新的发掘以及调查得来的材料，我们还能够再补充一些内容，现在就把岳石文化重新划分成五个类型啦，分别是：鲁西南类型、鲁南地区的尹家城类型、鲁中地区的郝家庄类型、胶东地区的照格庄类型以及苏北类型（表一）。

表一夏代东方地区各文化类型对比表

山东地区的商文化能分成三种类型嘞，分别是鲁西南地区的安邱堌堆类型、鲁中类型以及鲁南类型（看表二就知道啦）。皖西北地区的商文化遗存比较少哇，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呢，和安邱堌堆类型的商文化特征差不多，或许能归到同一类型里。胶东地区和徐州地区商代的文化那应该各自代表着这两个地方商代本土文化的某类呀，我们先把它们叫做胶东类型和丘湾类型（表二能看出来）。

表二商代东方地区各种文化类型的对比表

通过上面的分析，再对照表一和表二里那些文化及其类型的特征，我们能看出来。在岳石文化的各种类型中，离中原地区的鲁西南类型，里面有比较多的先商文化因素；离中原地区稍远的尹家城类型和郝家庄类型，所含的先商文化因素就比较少；而远离中原的照格庄类型、苏北类型，基本上看不到先商文化因素。在商文化的各种类型里，西部的安邱堌堆类型，商文化的典型器物占的比例最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少，它东部的鲁中类型、鲁南类型，都包含较多的地方传统文化因素，和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差异挺大。至于胶东类型，那属于另一种文化，受商文化的影响很小。从这里可以明白，商文化对东方地区的影响是从西向东逐渐变弱的。也就是说，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传播是从西向东逐步推进的。所以，以前那种说商族起源于鲁南、鲁西南或者环渤海地区，还有商人的发展是“由东西渐”之类的旧说法[5]，明显都不符合考古材料所呈现的实际情况，恐怕都站不住脚。不过呢，我们也要看到，山东境内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关系很密切，因为岳石文化和先商文化互相有影响，山东境内的商文化主要成分也是从中原地区来的。

二、安徽江淮地区于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安徽省江淮中间、霍山以北那片区域（本文把它简称为“安徽江淮地区”），陆陆续续有好多相当于夏代和商代的文化遗存被发现啦，其中寿县斗鸡台遗址的夏代文化遗存内容比较丰富呢，能够当作安徽江淮地区夏代文化遗存的代表。由于它的文化面貌跟中原地区的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有很明显的差别，和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也不一样，所以可以用另一种文化来命名，暂且就叫它斗鸡台文化吧。商代的文化和中原地区、山东地区的商文化大致相同但又有细微差别，我们就把它叫做安徽江淮地区商文化。

斗鸡台所代表的文化呀。

安徽江淮那旮旯的斗鸡台文化分布挺广的嘞，主要的文化内容包含青铜器、石器、骨器还有陶器啥的。在这些里头呀，陶器的数量那是最多的，最能把这种文化的特点给反映出来呢。

斗鸡台文化的陶器大多是夹沙黑灰陶和夹沙褐陶，纹饰主要以素面为主，篮纹和绳纹也比较多，还有一定数量的方格纹、箍状堆纹。在器类里，侧扁足鼎的数量较多，是主要的炊器，夹沙罐、盆、缸、瓮、豆等也有不少。依据寿县斗鸡台、青莲寺、含山大城墩等遗址的资料，能把斗鸡台文化综合分成四期，其年代分别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二到四期相当。各期陶器演变的主要走向是：夹沙黑灰陶一期比一期少，到三期以后，夹沙褐陶就比较多了。篮纹一期比一期少，绳纹一期比一期多。鼎足从侧扁三角形变成扁柱形，平沿罐从大变小，短沿粗陶缸从素面变成绳纹，鸡冠耳盆从侈口变成平沿。

斗鸡台文化主要涵盖了三种文化因素呢。其中第一种文化因素主要是从二里头文化来的，像陶器里的那些附加堆纹花边罐呀、鸡冠耳盆或者甑啦、锥足鬲呀、箍状堆纹鼎呀、宽肩瓮（看图26—30）等等，它们跟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看图6—10）的样子大致是一样的。那铜铃呢，跟二里头文化的铜铃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第二种是本地的文化因素呀，就像那种侧三角足和锥足的盆形鼎啦、平沿的罐啦、短沿的粗陶缸（图31—33）、侧三角足的罐形鼎啦、单把鼎啦、细柄浅盘豆之类的。这里面平沿罐和短沿粗陶缸的数量不少，延续的年代也比较长，能够当作本地文化传统的代表呢。

第三种文化因素主要是由岳石文化而来的。这里的陶器有尊形器、子母口鼓腹罐、舌状足三足罐，还有内壁饰凸棱的盘形豆（图34—37）。另外有一种甗，它的裆部装饰着纵向附加堆纹（图38），这种甗具备岳石文化粗陶甗的部分特点。

在这三种文化因素里头，本地文化因素占的比例比较大，属于斗鸡台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

斗鸡台文化的陶器里有一定量的印纹陶，或许是从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而来的，并且斗鸡台文化的锥足鼎、平沿罐等对湖熟文化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呢。

从上面的分析能看出来，斗鸡台文化主要是以当地的文化因素为基础，岳石文化对它的影响很深，而且还吸收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是一种早期的青铜文化。这种文化跟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也有过一些相互的交流呢。

2.商朝的文化

安徽江淮地区的商文化分布挺普遍的嘞，它跟中原地区商文化的面貌差不多是一样的，但也有比较明显的地方特色呢。

在安徽江淮地区的商文化遗存里呀，那些铜器统统都是典型的商式铜器呢。陶器呢，大多是夹沙灰陶，还有夹沙的红陶和褐陶，泥质灰陶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啦；纹饰主要就是绳纹啦。在各种器类当中，鬲的数量是最多的，它可是主要的炊器呢，盆、簋、豆、罐这些也都是很大的一部分哦。根据含山大城墩、六安众德寺、霍邱绣鞋墩和洪墩寺等这些遗址的资料呢，能够把安徽江淮地区的商文化综合分成四期啦，它们的年代分别和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上层、殷墟早期以及殷墟晚期是相当的。

从典型遗址的材料来分析呢，能晓得安徽江淮地区的商文化是包含着三种文化因素的。

第一种是商文化的因素呀，代表这种因素的器物数量那是最多的啦。除了铜器之外呢，在本地区的一、二、三期遗存当中，有商式的陶器，像鬲呀、豆呀、簋呀、罐呀、大口尊（看图片57到61哦）等等，到了第四期的陶器呢，有商式的鬲，还有豆、簋（看图片82到84呢）之类的，它们的形态跟中原地区同一时期的同类器物是很相似的。不过呢，有些早商时期的鬲稍微有个颈，罐是卷沿的（看图60哈），晚商时期的大口尊是粗体的（看图85哦），跟中原地区的同类陶器呢，还是有一定差别哒。

总之啊，安徽江淮地区商文化的第一种文化因素呢，大部分都是商式器物啦，但也有一些仅仅只能算是商式器物的变体哟。这就表明当时从中原地区传过来的那些器物，有些已经被改造过啦，还被打上了安徽江淮地区地方特征的那种印记呢。

第二种文化因素指的是当地文化因素呀，就像早商时期的平沿罐以及短沿粗陶缸（像图62、63展示的那样），它们是从斗鸡台文化的同类器物演变过来的呢，不过筒形罐、曲壁坩埚之类的就是新冒出来的器类啦。到了晚商时期，材料相对比较少，压根就没发现这类文化因素哦。

第三种文化因素源自岳石文化，像本地区商文化第一期的附加堆纹里的中口夹沙罐、盘形豆、碗形豆（像图64到66那样）以及半月形双孔石刀等，还有二、三期的少量高圈足簋、子母口器（比如图68、67），到了四期就只有高圈足簋了（见图86）。看样子，安徽江淮地区商文化所包含的岳石文化遗留因素是逐渐减少的。

不过呢，在西周的早、中期，安徽江淮地区出现了之前从来没见过的素面甗、素面鬲、折肩罐（像图、、那样的），与此同时，高圈足簋比之前也增多了（就像图那样）。不过呀，在这个地区的西周遗址里，最主要的陶器是周式鬲、簋、豆、罐（像图99到那样的）等，它们的特征跟中原地区西周早、中期的同类陶器（像图87到90那样的）很相似。根据这些情况来推测，大概在商末周初的时候，又有比较多的山东地区的传统文化因素渗透到了安徽江淮地区。

安徽江淮地区的商文化，其中各种文化因素的比重不均衡呢。它主要是以很多的商文化因素作为主体呀，而且还继承了斗鸡台文化的一些传统呢，同时也包含着少量山东地区的传统文化因素。所以说它应该是属于商文化的那种地方类型啦。

3.各种文化的类别

安徽江淮那旮旯的斗鸡台文化和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差不离儿，它们各自都有那么些地域上的差别，能分成两种文化类型呢：斗鸡台文化有皖西的斗鸡台类型和皖东的巢湖类型，商文化有皖西类型和皖东的大城墩类型（看表一、表二就知道啦）。

从表一和表二能瞧出，夏代的时候，皖西的斗鸡台类型比皖东的巢湖类型含有更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商文化里的皖西类型比大城墩类型多一些典型的商式器物，少一些当地的传统因素。这些情形反映了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向安徽江淮地区传播的一个长期且渐进的过程。

安徽淮河以北的一些遗址里，偶尔能找到一些带有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遗物，这些遗物大多在斗鸡台文化中见过。所以啊，安徽淮北地区属于夏代的文化，可能是跟斗鸡台文化特征相近的那种文化，说不定还是斗鸡台文化的一部分呢。不过呢，因为这一地区的考古材料大多是采集来的，不太能全面反映当时的文化情况，还没法最终确定它文化性质的归属。因此呢，我们暂时把安徽淮北地区当作一个单独的区域（表一）来处理啦。

三、夏商时期东方地区诸多文化的对比

夏商时期东方地区那些文化所共有的特征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又经过一番比较研究后，我们能看出山东地区跟安徽江淮地区在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存在多方面的相同特点。

从遗址的形态方面来看，这两个地方都存在不少的丘墩遗址，并且这些遗址的面积通常不是很大，这就表明在当时的东方地区，聚落的规模大多是比较小的。

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讲，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以及商代文化，都拥有不少像半月形石刀、蚌镰这类专门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安徽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和商文化同样有半月形石刀，并且还多次发现了炭化稻谷或者稻谷壳。由此可见，山东以及安徽江淮地区在夏商时期的文化，都是以农业作为主要内容的文化。

在青铜冶铸的水平方面呀，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已经有铜容器啦，还有消耗性武器铜镞呢，斗鸡台文化也已经有采用合范法铸造的铜铃啦。这就表明在夏代的时候，现在的山东以及安徽江淮地区的青铜工业都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啦。往后呢，这两个地区都出现了好多商式铜礼器，从铜器的造型、花纹等情况去看，这两个地方的青铜工艺水平都和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差不多呢。

从陶器的特征来看呀，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和安徽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都有着比较多的夹粗沙红褐陶呢；在纹饰方面，素面的比例都挺高的，都有那种模糊不清的方格纹、斜十字划纹、凸棱、云雷纹、戳印纹还有彩绘。夹沙陶器的器表常常能看到刮抹痕。在器类当中，都有尊形器、子母口鼓腹罐、舌状足三足罐、盘形豆（像图16—19，34—37那样的）、大底杯、矮足小鼎等等。到了商代的时候，如今的山东潍西地区和安徽江淮地区都出现了好多商式器物，并且也都保留着一些源自岳石文化的东方传统器物。

山东地区跟安徽江淮地区共有的文化传统蕴含在两地文化的一致性里啦，这种传统主要是这样的：陶器里夹粗沙的褐陶比较多，夹沙陶的胎质大多很厚重呢。在商代的时候，两地都还有一些岳石文化遗留下来的因素哟。

2.夏商时期东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在南北方面的差异

山东那地方和安徽江淮那地方在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呀，虽然有好多方面是一致的呢，但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本来的文化传统还有自然条件差别可大啦，受中原地区以及其他相邻地区文化影响的内容和程度也都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这两个地方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啦。

因为气候和水文条件不一样，所以两地的主要农作物有差别。在山东地区龙山时期的遗址里，多次找到了粟的遗留痕迹，那在夏商时期，应该也是把旱地作物当作主要农作物。而在安徽江淮地区斗鸡台文化的地层中，多次发现了稻谷，这就表明这个地区在当时是稻作农业区。

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以及商文化都存在墙壁外鼓的半地穴房子，不过在安徽江淮地区压根没发现。而安徽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和商文化遗址里发现的那种用红烧土垫筑的地面建筑遗迹，在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和商文化遗址中却压根没有。这或许是因为山东地区的雨量比较小，房屋能够采用半地穴的形式，安徽江淮地区又潮湿又多雨，所以房基经常用红烧土垫筑来防潮。

山东地区跟安徽江淮地区最明显的文化差异在文化遗物上（像表一、表二那样）。拿夏代的文化来说，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和安徽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大部分陶器器类都不一样。山东地区是以甗和夹沙罐当作主要炊器，可安徽江淮地区却是以侧扁足鼎为主要炊器。山东地区属于先商文化因素的那些器类，还有大口夹沙罐、锥足罐形鼎、蘑菇形纽器盖、盒、舟形器、卷沿鼓腹盆、双腹盆等陶器，在安徽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中都没见过；而安徽江淮地区属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那些器类，以及代表当地文化因素的平沿罐、短沿粗陶缸、盆形鼎、单把鼎等一系列陶器，在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中也没见过。另外，在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遗存里常见的尊形器、子母口鼓腹罐、盘形豆、舌状足三足罐等器，在斗鸡台文化里数量特别少。斗鸡台文化的甗有绳纹，子母口鼓腹罐有的饰印纹，和岳石文化的同类器物已经有很大差别了。

从陶器的质地、颜色还有纹饰方面来讲，山东地区岳石文化里泥质陶比夹沙陶要少一些，夹沙陶大多是褐色的，而泥质陶器表面磨光的特别多。斗鸡台文化的泥质陶器数量极少，斗鸡台文化一、二期的夹沙陶多为黑灰色，到了三期以后才逐渐以褐色为主。经过磨光的陶器在斗鸡台文化中比岳石文化少太多啦，但印纹陶的数量和种类都比岳石文化的多，图案也比岳石文化的更规整美观。

山东地区岳石文化里的那种方孔石?，在斗鸡台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并且斗鸡台文化的那种短体石斧，在岳石文化里也没见到过。

另外，山东地区岳石文化的卜骨存在灼和钻的情况，跟先商文化的卜骨很相似。斗鸡台文化的卜骨只是有灼的现象而没有钻，其占卜方式和二里头文化是相似的。

就商代的文化来讲哈，山东潍西那地方的商文化遗物里，典型商式的铜器和陶器，数量那是不少，种类也挺多的。像大部分的鬲、甗、簋、盆、豆、罐、瓮、大口尊之类的常见器类，跟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同类器物比，没啥明显差别，商式的变体器物特别少；有那种光面的甗、光面的鬲、折肩罐啥的，可没见过子母口的器物。再看安徽江淮地区的商文化遗存，典型商式的铜器、陶器，数量和种类都稍微少一点；常见的还有商式变体器物；没有光面的甗、光面的鬲、折肩罐之类的，但有特别少的子母口器。另外呢，还有一些在山东地区一直都没见过的平沿罐、短沿的粗陶缸啥的。

潍西地区跟安徽江淮地区商文化陶器在质地、颜色、纹饰方面存在一些差异。潍西地区泥质灰陶占比最多，夹沙灰陶相对较少，夹沙红陶更少。而安徽江淮地区夹沙灰陶和夹沙红陶较多，泥质灰陶却很少。潍西地区素面、磨光陶比较多，基本看不到篮纹。安徽江淮地区素面、磨光陶较少，但有一定数量的篮纹。

胶东类型商代文化跟安徽江淮地区商文化的差别那是相当显著啦：胶东类型的可以说是岳石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呢，安徽江淮地区的呢，里面包含好多商文化的因素，不过也留存了一些本地区原本就有的文化特点。所以说，这两者没啥相似的地方。

从山东地区跟安徽江淮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差异里，能瞧出两地文化传统的差别以及对外文化联系的不一样：山东地区的传统器物主要拿素面甗、大口夹沙罐、折肩罐、高圈足簋来代表，素面鬲也有传统特点；商代文化里保留的岳石文化因素比较多。安徽江淮地区的传统器物主要以平沿罐、短沿粗陶缸为代表，从该地区商文化二期往后，岳石文化的遗风就不咋明显了。

在对外文化交流这方面呀，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跟先商文化往来挺频繁的，彼此都有影响呢，还跟夏家店下层文化有过接触，但和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就比较疏远啦。安徽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跟二里头文化那关系可紧密啦，可跟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没啥直接联系哦。

从商代的文化方面来讲，潍西地区的商文化相比安徽江淮地区的商文化，具有更多典型的商式器物。这表明潍西地区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而安徽江淮地区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关系则相对没那么紧密啦。

山东和安徽江淮地区之间的苏北地区以及安徽淮北地区，夏商这两个朝代的文化归属不一样哦。咱都清楚，夏朝的时候，东方地区北部主要是岳石文化，南部主要是斗鸡台文化。苏北地区有岳石文化，安徽淮北地区的文化跟斗鸡台文化的特征很相似，说不定还是斗鸡台文化的一部分呢。到了商朝，东方地区北部主要是潍西地区和皖西北地区的商文化，同时还存在着以胶东类型为代表的本土文化。这两种文化虽然不一样，但也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像素面甗、素面鬲之类的，关系挺密切的。另外，徐州那一带的丘湾类型和潍西地区的商文化在特征上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丘湾类型有宽边鬲，它那种抹去绳纹的“素面鬲”以及高领铜鬲都和潍西地区商文化的素面鬲差不多，这说明丘湾类型和潍西地区的商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东方地区南部主要是安徽江淮地区的商文化，它和北部的商文化各种类型以及丘湾类型的共同文化因素主要就是商文化因素，这都是中原地区商文化对它们产生影响的结果。而安徽江淮地区商文化的地方特征跟北部的商文化以及胶东类型和丘湾类型的地方特征明显不同。总之，夏商这两个朝代东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南北差异是很明显的（表一、表二）。

四、关于东夷文化以及淮夷文化

因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那些考古学文化，有着和中原地区夏商文化不一样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个地区恰好就是文献记载里夷人活动的区域，所以我们觉得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属于夷人文化。

对东夷文化的推断认定

在夏商周那个时候呀，“夷”这词呢，是中原地区的人们给他们东方那些非华夏族的人们起的一个泛称。夷人种姓的部落可不少呢，每个部落都有自己专门的名字。“东夷”这个词有时候和“夷”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用来泛指古代东方的各个族群。不过呢，在先秦时期呀，“东夷”经常是用来指主要分布在现在山东那一带的夷人。在西周的金文中，“东夷”有时候会和南淮夷并列在一起，就像《禹鼎》里说的：“亦佳噩侯”。

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或东或，这表明当时的东夷和南淮夷是夷人中的两个不同支系，这里的东夷不包含南淮夷。并且南淮夷也能称作淮夷，就像《虢仲盨盖》铭里的“南淮夷”，应该就是《后汉书?东夷传》中“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的淮夷。在《兮甲盘》铭文中，对于同一个征伐对象，既称南淮夷又称为淮夷。所以，当时的东夷不包括南淮夷，也就是不包括淮水流域的淮夷，而应当主要指如今山东一带以及苏北部分地区的夷人。如《

《方鼎》的铭文记载着“只有周公参与了征伐东方的夷族（东尸）丰白以及尃古等地的战事”。

“尃古”其实就是“薄姑”，它位于现在的博兴、临淄那一带；丰国呢，有的人认为在如今山东曲阜的西南方向[6]，有的人则觉得在现在的苏北丰县[7]，总之就是在山东或者它相邻的地区啦。

东夷主要的姓包含赢、己、风之类的。这些年，在山东境内找出了好多带有己字铭文或者虫蛇形铭文的商周铜器或陶器，己字的形状像它那样，和虫蛇形铭文的意思或许是相近的。有部分学者曾讲过“夷”字主要以“己”为部分[8]，这好像表明了“夷”和“己”有着密切的关联。上述铭文中的“己”，有的或许是夷人中把虫蛇当作图腾的某一族的名号，有的是国名，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原本是己族或者己姓夷人的居住地才取的名。依据《左传》昭公十七年杜注：“少昊金天氏……是己姓的祖先”，另外根据《国语?郑语》，己姓是祝融八姓中的一个。通常认为祝融的后代邾、莒、鬷夷、夷、寒、偪阳、大彭等都在现今的山东、苏北一带。至于祝融本身，之前顾颉刚、郭沫若、胡厚宣等学者都觉得它属于东夷[9]。而近些年的考古资料又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线索。

年呀，在山东青州的苏埠屯晚商墓葬里出土了一堆铜器呢，这里面好多都带有由“虫”字和“鬲”字组成的族徽，那就是“融”族的族徽啦。“融”说不定就是《墨子?非攻下》里说的：“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的“融”，也就是“祝融”哦。之前在苏埠屯出土的商代“亚丑”铜器好像也跟祝融的后裔有关系[10]。要是真这样的话，那山东地区在商代或许有好几个不同支系的祝融后裔住着呢。所以当地的己姓夷人应该是从祝融那来的，因为少昊是东夷更早的祖先嘛，那当然也可以说这些夷人是出自少昊的。

从考古学文化来推测哈，夏代的时候呢，如今山东和苏北那一带的岳石文化，有可能就是以少昊——祝融族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夷人的文化哟。到了商代啦，潍西地区的商文化还保留着不少东夷的传统文化因素呢，而且这个地区当时还有祝融系统的夷人存在呢，所以呀，这地方商文化的主人，既包括商人，也包括商王朝控制下的东夷人。因为使用这种文化的商王朝的方国，像薄姑、奄等，通常都被叫做“东夷”，所以这种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被商人控制的东夷人的文化啦。

胶东地区在商代的时候，其文化一直保留着好多东夷原本就有的文化传统呢，商文化对它的影响不是很大，应该是靠着当地坚守着，并没有被商人给征服，这就是东夷人的文化啦。

2.淮夷文化的推测认定

据《尚书·禹贡》讲啊，淮夷的活动范围在淮河以北的徐州那片区域。从宋代往后呢，有一些学者经过研究考证，就说淮河以南也有淮夷分布，像王应麟的《诗地理考》、胡渭的《禹贡锥指》里，都把这种观点给阐述出来了。现在的学者大多觉得周代的淮夷是在淮水流域的，但对于夏商时期江淮之间有没有淮夷活动，那是很少去谈论的，更别说说明当时到底是哪种考古学文化属于淮夷文化啦。

依据西周时期的铜器《翏生盨》上的铭文记载：“王对南淮尸（夷）进行征伐，攻打角地。”

“伐桐遹”呢，桐应该是属于淮夷的。再看《左传》定公二年里“桐叛楚”，杜注说：“桐是个小国，在庐江舒县的西南有个桐乡”，这就表明桐的位置在如今安徽江淮地区的南部啦。桐和当时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一样，都是偃姓国，桐是淮夷，像英、六、蓼、群舒、宗、巢等其他偃姓国也应该是淮夷，所以呀，安徽江淮地区在西周时期属于淮夷的范围是肯定的。

英、六、巢这些国家既然属于淮夷，那淮夷在如今安徽江淮地区活动的历史就能追溯到夏商时期啦。《史记?夏本纪》里记载：禹“把皋陶的后代封在英、六”，《路史?国名纪》夏后氏那部分说：“巢，是南巢氏，是桀被封的地方。”由此可见，早在夏代的时候，这一地区就已经有英、六、巢等淮夷存在啦。皖西六安县那一带是英、六的旧地，这里的斗鸡台文化包含着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因素，巢湖一带是巢的旧地，这里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都属于二里头晚期。这些情况和上述文献所记载的英、六在夏代初年就被禹封，而巢是夏代末年“桀被封”的情况大致是相符合的。

商代“六”国的事儿在史籍里没记载呢，有些学者依据商代卜辞里有“六”给商王贡龟献女，还有商王朝在“六”设置监狱之类的记载，就觉得“六”是商的封国[11]。另外呢，根据《书序》说的“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巢在武王克商之前可能是商王朝掌控下的诸侯国之一。看样子，安徽江淮地区在夏商交替的时候，从地方性文化变成了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原因就是商王朝比夏王朝更能有力地控制这个地区的淮夷小国。

安徽江淮地区在夏商那时候呢，大部分属于淮夷的地盘啦，它的文化跟其他地区的文化传统不一样呢，而且和山东那一带的东夷文化有相同或者类似的文化因素，关系特别紧密，所以就应该属于淮夷文化啦。夏代的时候呀，淮夷文化跟东夷文化可是关系密切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呢。到了商代二里岗上层期之后呀，淮夷文化和东夷文化都被中原地区的商文化狠狠地影响了一番，与此同时呢，淮夷文化也断断续续地受到了一些东夷文化的影响。

3.东夷和淮夷同夏族、商族之间的关联

从夏商时期中原地区与东方地区诸文化的分布以及相互联系的状况去看呀，东夷文化和淮夷文化都属于夷人文化的那个大系统呢，夏文化和商文化又都属于华夏文化的大系统啦。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呢，这两大系统文化之间的那种关系呀，理应能反映出当时的夷夏关系哦。

夏商那时候呀，夏族跟商族都跟夷人闹过不少冲突呢，就像“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这句话，能看出来夷夏之间的斗争那叫一个激烈，影响也超大。不过呢，夷夏之间有时候也会联合起来。在这些联合当中呀，东夷跟商族的关系可紧密啦，《楚辞?天问》里说：“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这就说明夏代末年跟商人联姻的有莘在汤都的东边，按照顾栋高考证的，有莘氏的虚地在现在山东曹县以北呢。那地方在夏商时期那妥妥的属于东夷的地盘。另外呀，商王朝有好多重要的方国（像薄姑、奄、丰等等）属于东夷，这在文献记载里经常能看到。这些记载跟东夷文化跟商文化关系密切的情况是相符的。另一方面呢，文献里禹娶涂山、桀奔南巢这些记载又跟夏代的淮夷文化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关系密切的情况相吻合。看来呀，在夷夏对峙的大形势下，有时候也会出现打破夷夏界限的那种横向联合呢。

东夷、淮夷跟夏族、商族在夏代的那种关系呢，大体上是相邻的两族（像夏族和商族、东夷和淮夷、东夷和商族、淮夷和夏族）之间联系紧密，可彼此距离远的两族（比如商族和淮夷、夏族和东夷）关系就比较淡薄啦。

商把夏灭掉之后，对东方地区的掌控加强了。在商文化的影响下，夷人文化的格局和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变。东夷文化部分跟商文化融合在一起，造就了潍西地区的商文化。同样的，安徽江淮地区的淮夷文化也变成了商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不过呢，因为淮夷和商族交往的时间比较短，那个地方跟东夷的区域比起来，又不是商王朝重点经营的地方，所以淮夷所使用的皖西类型、大城墩类型商文化跟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关系，没有东方地区北部那些商文化类型跟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关系那么紧密。

总之，夏商那时候的夷夏关系呀，就是东夷和淮夷分别跟夏族、商族既有争斗又有联合呢。在这些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东夷文化和淮夷文化跟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啦，慢慢就跟商文化融合到一起啦。

在考古学范畴里，把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跟淮夷文化区分开来，以及对东方地区文化传统的认识，对于研究夷人文化的历史、夷人内部的关系以及夷夏关系，肯定是有一定意义的。与此同时，在本文的探索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线索。例如：从潍西地区商文化的特点来判断，这种文化的主人既应有夷人，也应有商人，他们留下的文化遗存中所包含的商文化因素和东夷传统文化因素的比例应该是不一样的，把这些文化遗存进行区分并且进一步研究，这应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另外，代表东夷文化传统的一系列陶器在周代的东方地区一直存在着，其中大部分在商末周初还传入了安徽江淮地区，依据这些线索进行新的探讨，将有助于解决齐、鲁文化和西周时期淮夷文化的发展以及相互关系等课题。

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也就是《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的下册里，页码是—。

本文要是涉及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分期呢，就按照邹衡在《试论殷墟文化分期》《试论夏文化》这两篇文章里的分期标准来，这个标准能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这本书里找到，是文物出版社年出版的。

[3]与[1]一样，在第页。

[5]例如王国维：《说亳》《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出自《观堂集林》，由中华书局于年出版；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1期，时间是年。

陈梦家在《考古学报》第九册中撰写了《西周铜器断代》，该册的页码为。

唐兰的《西周铜器铭文分代史徽》在第42页，是由中华书局于年出版的。

陈梦家写了《佳夷考——梦甲室商代地理小记之一》，这篇文章发表在《禹贡》第五卷十期，时间是年7月。

[9]顾颉刚：《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与周公的对策——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三》，《文史》第二十六辑，年5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在第至页，由人民出版社于年出版。胡厚宣：《楚民族起源于东方考》，收录于北京大学潜社的《文史论丛》第一册，时间是年7月。

关于“亚丑”铜器跟祝融后裔之间的关系，我会另外写一篇文章来论述。

齐文心在《甲骨探史录》中提出“六”为商之封国说，该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