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人是怎么上厕所的厕所类型丰富,姿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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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厕”，一般专指人们方便排泄使用的厕所，是象征文明的产物。这一名称早在《左传·成公十年》中就有了厕的相关记载：“晋侯欲麦……，将食，张，如厕，陷而卒。”但其使用并不广泛，且厕所相当简陋以至于落入溺亡。汉代以前，明器的发展并不是很迅速，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最早的猪圈类遗迹。

一、溷厕的时空分布

1、溷厕的发展演变

汉代丧葬制度受到周秦礼制影响，西汉中晚期处于礼制与汉制交替的时期。西汉中期以前汉墓中常常出现鼎、壶等代表礼制的器物，彰显了周礼一直延续至西汉时期仍旧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西汉中晚期周秦礼制的影响开始逐渐衰退，以鼎、盒、壶、敦等为主的仿铜陶礼器出现的频率逐渐减少，与汉代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仓、灶、井、罐、磨、猪圈等模型明器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广泛的出现在当时的墓葬中，也有时与鼎、盒、壶等器物一起出土，成为当时汉墓中典型的器物组合。

西汉中晚期河南地区墓葬中出土的猪圈模型数量少、种类单一，主要是方形猪圈和第一类方形圈厕。但制作上仍带有和秦俑一般写实的风格，对细节的刻划也是十分讲究，还时常伴有鼎等礼器出现。最典型的是豫西南地区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出土的十四件猪圈模型时代上限定为西汉中期稍后，下限至新莽时期，新乡、郑州等地也有出土。

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汉墓中随葬品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性。西汉汉代末年社会矛盾尖锐、政治经济危机严重，尤其是王莽篡汉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很大变化，王莽推崇儒家思想，相信通过恢复“礼崩乐坏”之前的礼制，即恢复周礼，仿照周制，实行新政，是为“托古改制”，来改变当时社会混乱不堪的局面。

但这一“托古改制”一味讲求复古，与当时社会实际不符，未改变动荡不安、矛盾尖锐的社会危机，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因此，新莽时期前后的墓葬中随葬品也与其他时期有明显差异，墓中开始较频繁的出现鼎、盒、壶、敦等仿铜陶礼器，这种仿铜陶礼器大肆出现与当时王莽执政实行的“恢复周礼，实行王莽新政”的制度密切相关，也对汉代的丧葬习俗产生很大影响。

2、溷厕的区域特征

豫西地区，指的是现在行政区划范围的洛阳和三门峡两市，在汉代主要包括河南郡及弘农郡的一部分。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迅速，汉墓中的种类和数量较多，主要包括土圹墓和砖室墓两类，出土的溷厕类模型有圆形带厕猪圈、方形带厕猪圈和单独的猪圈。

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在河南三门峡陕县发现了具有本地特征的方形猪羊合圈，在河南其他地区并未发现此类猪羊合圈的形式。该地区出土的溷厕类模型明器从西汉中晚期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豫西南地区，指的是今天的南阳、平顶山的叶县和舞钢以及驻马店的泌阳，在两汉时期主要包括南阳郡及临近地区。

以南阳为中心的豫西南地区最早发现猪圈模型，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均有出土，且此地的溷厕类模型具有极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清晰的辨识度。南阳地区出土的溷厕类模型明器在报告中直接称作猪圈模型，该地的猪圈模型基本为平面呈方形且深浅不一的盘状。

猪圈内置一头猪或不放猪者居多，猪圈四周矮墙设门或长条形孔，在方形猪圈的后侧两角分别修筑一个外观长方体状附带有四面坡顶的小型建筑物，有的建筑物有门，门前有斜坡通道，推测这种特殊建筑应为厕所。方形猪圈附带左右对称建筑的溷厕类模型明器是豫西南地区汉墓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具有强烈的典型性和鲜明的地域性，在其他地区很少见。

二、随葬溷厕类模型明器的文化意义

1、溷厕模型明器与葬俗

西汉初期，休养生息，统治者采取了新型社会制度和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在周礼为主的旧制生产关系以及等级森严的传统葬俗影响下，一种新的葬俗随着新型地主阶级和新型生产关系产生逐渐确立起来，在接受秦制葬制的前提下，汉代形成了以实用陶器和模型明器为主要特征的新型葬俗。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与汉以前战国时期墓内的随葬品在造型、风格、种类和材质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汉代墓葬内不仅摆放具有礼器性质的陶鼎，而且随葬反映日常生活的屋舍、瓦灶、陶仓、井、磨、鸡、犬等禽畜动物俑、杵臼、车马、罐、壶、瓶、杯、盘和供禽畜居住的圈舍类模型。

陪葬明器反映汉代的家居生活实景，诸如仓和囷用来存放粮食，灶、盘、碗是饮食必需品，井用来农业灌溉和生活取水，厕所满足生理需要等。但也有学者认为，随葬仓是为反映墓主社会地位和身份较高，而随葬囷模型则是彰显墓主生前所具有的财富。

西汉早期，仓、灶、井等模型开始组合随着汉文化的形成逐渐出现在墓葬中，西汉中期前后，仓、灶、井组合普遍在汉墓中开始流行开来，溷厕类模型明器的出现晚于仓、灶等明器，但在西汉中期左右，圈厕、动物俑等模型明器常常与仓、灶、井等模型明器组合出现，东汉时期更是发展到了顶峰，仓、灶、井、圈等组合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仍旧存在。

汉代人希望死后能够继续生前的生活，将生前的家庭生活场景模拟到地下空间，在展示日常生活场景或为了死后生活方便而随葬在墓内的同时，也能够以保后世享用。河南地区汉墓出土的溷厕类模型与仓、灶、井、磨、动物俑等伴出特殊现象不仅是研究汉代丧葬习俗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汉墓背后的汉代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重要考古资料。

大量的牲畜类圈舍和禽畜动物俑也体现汉代驯养动物和家庭圈养牲畜的程度，折射出两汉时期家庭养殖业的繁荣程度，这与汉代提倡的家庭生活模式相符。在某一方面，汉墓中成套出现生活类和祭祀类的模型明器与传统的五祀内容相符合，与汉代的社会信仰和祭祀活动等也有一定的关系。

2、溷厕类模型明器的文化意义

两汉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休养生息下的汉代人们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开展副业，畜牧业、手工业等迅速发展起来。从两汉时期考古发掘的在畜牧类遗迹得知，汉代的畜牧业已经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墓葬中出土的溷厕类模型明器，猪圈与厕所结合成为两汉时期汉墓随葬品的典型，一方面说明了汉代家猪圈养成为常态。

当时人们对肉食的摄取程度提升，从侧面也能体现当时基本上家家户户养殖家猪，形成了“猪信仰”；另一方面，猪圈常常与厕所相结合组成一套完整的溷厕模型，这种巧妙的构筑方式体现了当时对积粪肥田的重视程度。

厕所本身也具备一种“驱鬼”等震慑和防御的作用。已经有不少学者认同这种说法，周俊玲认为随葬仓、灶、井、厕等满足阴宅使用的生活用品，还能镇妖除魔，帮助墓主早日升仙。

黄晓芬老师在对墓内设置厕所或随葬厕所明器不仅是为了满足墓主方便，“而且厕内堆积的污秽和恶臭味可以发挥以毒攻毒的作用，被人为的披上了具有特殊功能的镇墓辟邪的外衣。与其说是为了给死者提供阴间生活之方便，倒不如说是驱赶恶灵、辟邪镇凶之灵物更符合当时人们的思维。”

《日书》中也有记载用粪便击鬼辟邪的方法。这种观点与黄晓芬老师的厕所驱鬼镇墓之说具有相似性汉代出现了“厕神”崇拜，并延续至唐、宋时期还有守厕神信仰。

三、溷厕看汉代的生活

1、汉代的养殖和积肥

虽然汉代猪主要是通过饲养和狩猎两种途径获取，但是从溷厕类模型明器多设有围墙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已经是家猪圈养的时代，家庭饲养猪已经逐步常态化。河南地区汉墓的随葬习俗完全按照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礼俗进行的。

汉墓中出土大量的猪圈、动物猪模型和玉猪握乃至壁画或者画像石中对猪形象的刻画也可以佐证当时猪在人们心目中较重要的地位，不仅已经成为财富的象征，而且已成为汉代人心中的符号。

猪又是财富的象征，人死后将猪模型或溷厕类的模型随葬，有的以猪羊合圈、鸡舍、犬舍等随葬，反映出墓主人对财富的向往，折射出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也是当时地主庄园经济发达、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证。

2、汉代人的卫生

谈到汉代人的卫生观，厕所的出现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人类越来越讲究卫生的表现。从两汉时期墓室空间中厕所结构和墓葬中随葬的大量溷厕类模型可以看出汉代厕所已经建设的相当讲究。

猪圈和人厕相结合的建筑是汉代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模式，体现了汉代人在进行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同时，也表现了古人开展畜禽粪便和人粪便充分的综合利用，将其变废为宝，成为种植业生产过程中的有机肥料的巧妙做法。

这种积肥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的改良土壤，使土地泽沃，土地肥力增强，促进农业生产，从而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从猪圈和厕所结合式的模型明器到考古发现的汉代牲畜圈和厕所相连接的遗址，将两处污秽之地集中建造于宅院某一角落。

人畜粪便共贮，对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既能节省空间、方便清理，还能降低空气污染，起到保护环境、提高生活卫生质量的作用。

结语：两汉时期，越来越完备的厕所构造体现出当时较高的科技水平，对汉代以后的厕所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对现代乡村卫生事业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厕所制作工艺愈加讲究，厕内设施完备，也能在有效地预防疾病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厕所的名称诸多，其中“圊”与“溷”不仅表示污秽，还有常修整清理使其清洁干净之说，从厕的不同称谓也体现了古人忌秽崇清的思想、讲究卫生的习惯以及厕所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