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的转折点安史之乱

一背景唐玄宗时期的军政危机及河北胡化问题

年，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为帝，在位前期，唐玄宗励精图治，创造了著名的“开元盛世”，然而，到了晚年，唐玄宗逐渐昏庸无能，重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使得唐朝在盛世之下孕育着严重的危机。

军事方面，随着土地兼并，北朝隋唐初实行的兵农结合的府兵制逐渐破产，由于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随着土地兼并，农民纷纷失去国家授予的土地，却仍要负担兵役，以至于纷纷逃亡。开始是“宿卫不能给”，而后是“无兵可交”，唐玄宗时期，相继与契丹，南诏等发生战争，前后死伤二十多万，兵源问题逐渐严重起来，天宝八载（），府兵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从边镇到地方武装全部为募兵所替代，尽管募兵解决了兵源问题，但募兵没有服役期限，募兵的来源相当复杂，但大多是无家无业、无依无靠之人，也包括游牧民族的投降士兵。这些人一般都终身从军并且兄弟父子相继，从而世代处于军旅之中。“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因为节度使直接掌握着生杀、赏罚部属等权力，所以士兵们对节度使极度忠诚与依赖。于是国家供养的军队成了节度使的私人势力，节度使对一方藩镇的军权有了绝对的掌握。从此，士兵成为职业军队，使得武将得以专权。在军事布防方面，唐初的设立“节度使”一职，主管边境事务，但权力不大，玄宗时由于边防战争的需要，节度使的权利不断扩大，在其所统辖的地区内不仅仅是最高军事长官，还监管地方行政和财政，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正因为有了这些条件，安禄山才敢于发动叛乱。天宝初年，唐玄宗设置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镇节度使，在各节度使麾下的兵力就有近五十万人，占唐朝总兵力超过八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安禄山更是一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兵力有十八万余人之多，且战斗力极强。当安禄山纠集罗、奚、契丹、室韦反戈向唐之时，唐朝中央兵力不满八万，且武备懈怠，久不习战。

更加严重的是，初唐时期，边防将帅都任用素有众望的名臣（如狄仁杰），而且都是“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免尾大不掉，对于蕃将（少数民族）将领，唐朝一贯保持猜忌，不专大将之任，并派大臣为使，加以控制，然而，到了玄宗时期，由于玄宗好大喜功，边境战争久拖不决，致使将帅长期任职，奸臣李林甫更是极力主张重用胡人充当边帅，防止他们入朝。“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唐玄宗时期重用的边帅，几乎都是胡人或外族，如哥舒翰，高仙芝（高句丽人），安禄山等。

安史之乱为人所忽视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河北的“胡化”问题。与北周，隋朝一脉相承的唐朝，自建立起，即实行关陇本位政策，以关中为核心，打压河北士族，河北自唐朝建立以来，就有一种天然的离心力。在唐朝之前，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便处于农耕，游牧交界地带。胡汉杂居，唐朝建立后，采取民族开放政策，使得胡风尽染，唐太宗李世民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几乎成为史家公论，无需冗述，初唐至盛唐时期，基于以上原因，唐庭就把河北作为安置归降胡人的重要地点，河北遂为北方各民族汇聚融合之地。《新唐书》载，从高祖武德年到玄宗天宝时，“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许多唐诗中，也可以看到河北地区胡化的痕迹，如高适的《蓟门行五首》:“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葺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李颀《古意》:“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再如杜牧《战论》:“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等等，不一而足。安史之乱前，安禄山出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更使得河北的胡化达到顶峰。

二安禄山其人

安禄山本姓康，父亲可能是活跃于突厥的粟特康姓武将，母亲是突厥阿史德氏的巫女，后来改嫁安姓粟特人安廷偃。《旧唐书》载：“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本无姓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师，以卜为业。突厥呼斗战为轧荦山，遂以名之。少孤，随母在突厥中，将军安波至兄延偃妻其母。开元初，与将军安道买男俱逃出突厥中。道买次男贞节为岚州别驾，收获之。年十余岁，以与其兄及延偃相携而出，感愧之，约与思顺等并为兄弟，冒姓为安。及长，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新唐书》记载“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觋，居突厥中，祷子于轧荦山，虏所谓鬬战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其祥，范阳节度使张仁愿遣搜庐帐，欲尽杀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值得一提的是，“禄山”这个名字在粟特人十分常见，意为“光明”，从出土的粟特文书看，粟特人中有叫“米禄山”“曹禄山”等，不一而足。

安禄山自幼奸猾，狡诈，狼子野心，早年安禄山曾做过“互市郎”，后在幽州节度张守珪手下做事，靠俘虏，屠杀契丹等少数民族屡立战功，后来入朝得到玄宗何杨贵妃赏识，平步青云，安禄山虽然身体肥胖，但擅跳“胡旋舞”，以此博得唐玄宗，杨贵妃欢心，更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十多岁的杨贵妃为“干妈”，两人关系暧昧，成为丑闻。安禄山本人善于装疯卖傻，溜须拍马，因此很得唐玄宗欢心，例如，天宝二载（），安禄山入朝，厚颜无耻地上奏“臣生长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玄宗大喜，天宝六载（），安禄山再次入朝，正逢玄宗与杨贵妃并坐，安禄山先拜杨贵妃，再拜玄宗，玄宗忙问何故，安禄山谎称“胡人先母后父“，玄宗，杨贵妃“俱大喜”，当太子李亨驾到，安禄山立而不拜，装疯卖傻，说胡人只知皇帝，不知太子为何物，使得玄宗心花怒放。安禄山经常贿赂朝廷重臣，使得许多重臣给他说好话，让玄宗对他的印象更加好，少数重臣，看出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如名臣张九龄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不听，甚至连素有“奸臣”之名的杨国忠都看出安禄山狼子野心，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入朝，杨国忠和太子李亨都说安禄山必反，玄宗不听，后来杨国忠又多次请奏杀掉安禄山，都没有被玄宗采纳，此事深为安禄山所忌恨。两人的不和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之一，甚至到了安禄山已经发动叛乱的次年，唐玄宗都不相信安禄山会起兵叛乱，还以为是恶意造谣中伤，唐玄宗的昏庸，可见一斑。

安禄山

果然，安禄山见唐朝统治者昏庸无能，醉生梦死，渐生异心，阴谋发动叛乱，为此，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在范阳郡城北边筑起了雄武城，表面上看来是防御侵略，实际上是储藏兵器、粮食做坚守范阳的部署，战马有一万五千匹，牛羊也相当于这个数目。同时，他收买少数民族将领和军队，安禄山本人出身粟特系胡人，得到了许多粟特胡商的支持，到安禄山成了唐军中数一数二的兵头后，粟特胡商更是“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帮助他，粟特血统的将士也以安禄山的嫡系自居。在《中国的粟特柘羯军》一文中，魏义天先生指出，安禄山，史思明有大量的柘羯军，而柘羯军这一概念正是来源于粟特，《唐·西域传》: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募勇健者为拓羯，犹中国言战士也。"柘羯军就是勇士或称亲卫队。《安禄山事迹》……（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魏义天敏锐地指出，这种大规模收养“假子”组成军队的行为，和中原汉族传统的宗法制度以及其影响下的收罗少量假子以为腹心将领不同。倒是与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假子”（义子）文化习俗类似。故而，他推测《安禄山事迹》中记载安禄山所收编的“假子”，就是赭羯兵团。安禄山大量起用胡兵胡将，曾为安禄山器重的大将李宝臣（奚人），李怀仙（契丹）等人也都是胡人，（后两人投降唐朝，成为著名的河朔三镇）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庭有识之士也敏锐地指出，“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为高尚等数人”直截了当指出胡人是安史叛军的主力，到了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各项叛乱准备已经完成，并称病不入朝，后来又扬言向朝廷进献马匹三千，以军队护送，实则是“声进生口，直取洛阳”，这一阴谋被河南尹达奚珣识破，上报朝廷，玄宗也半信半疑，未加批准，到了这时，安禄山再也按捺不住，同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率胡汉军队十余万，号称二十万，以清君侧，讨伐杨国忠为名，突然兴兵叛乱，直驱洛阳，长安两京。安史之乱，爆发了。

胡骑

三洛阳沦陷

由于唐朝承平日久，安禄山突然发动叛乱，使得玄宗惊慌失措，慌忙调集军队镇压，唐朝的部署如下

——以并州程千里，王承业就地募兵，阻止叛军南进

——以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调安西军回防，前往东都洛阳，迎击叛军

——命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统帅河南各郡阻击安军

——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组成“天武军”，出潼关迎击安军，以宦官边令诚为监军

——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李光弼为副节度使，驻防朔方

由于安禄山叛军势大，直扑洛阳，因此，进展神速，所过州县不是被叛军攻破，就是开城投降。叛军席卷河北，直驱洛阳，只用了一个月就抵达洛阳城下，唐朝的精锐边军大多还没有赶回，高仙芝、封常清临时在长安、洛阳募兵，得到的是市井子弟，缺乏战斗经验，而且还没有经过训练。匆忙赶到，前往虎牢，迎击叛军，封常清率领军队，多是临时征募，未经训练，根本低挡不住叛军胡骑冲击，大败，封常清收拢余部，再与叛军连续作战于洛阳郊外，再次大败，只得逃走，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破洛阳，东京洛阳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不屈遇害，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这时，高仙芝率领数万军队前来会合，封常清见叛军势大，难以抵挡，主张退守潼关，他认为：

“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

无疑，这一意见是合理的，高仙芝采纳这一意见，双方合兵退往潼关，坚守不出，叛军来到潼关，见唐军防守严密，一时难以攻破，只得掠取周围州县，然而，昏庸的唐玄宗却听信宦官边令诚谗言，认为封，高二将不战而逃，将二人处死，自毁长城，令哥舒翰代替两人，封，高二人无辜被杀，致使唐军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将士皆“大呼称枉，其声振地”，叛军则弹冠相庆。

尽管叛军夺取河南，河北，但局势对于朝廷依然有利，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在常山反正，由于叛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河北州县纷纷响应，聚众二十万人，声势浩大，极大地威胁了叛军后方，郭子仪，李光弼率领的朔方军，大败叛军将领大同兵马使薛忠义，打通了与太原的联系，威胁叛军的侧翼，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率兵攻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安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西进。这时颜杲卿反正的消息传来，安禄山惊慌失措，急令河北各地围剿颜杲卿，郭子仪，李光弼率军援救，但未及赶到，同年正月，各路叛军围攻常山，颜杲卿寡不敌众，不屈遇害，叛军屠城，二月，李光弼终于率军赶到，与叛军战于常山，大败叛军，收复常山，安禄山部将史思明率步骑两万前来反攻，李光弼据城坚守，屡败叛军，四月，郭子仪率主力前来支援，郭李二人合并一处，大败叛军，斩首四万多人，包围史思明于河北博陵，切断了河北叛军与安禄山主力的联系，与此同时，张巡也在雍丘（今河南杞县）与叛军令狐潮，李怀仙部大战数十日，击退叛军，阻止了叛军向东南方向前进。这时，叛军主力屯于潼关之下，进退不得，郭子仪，李光弼威胁叛军后方，进展顺利，安西军正在赶来，朝廷局势一片大好。安禄山惊慌失措，干脆撕下伪装，与天宝十五载（）正月，在洛阳称帝，建国号“大燕”，建立伪政权。

大战史思明

四长安沦陷

然而，刚愎自用的玄宗却急于收复洛阳，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五月，唐玄宗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的情报，在杨国忠的谗言下，就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立即上书玄宗，认为：““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郭子仪、李光弼亦上言：“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帷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玄宗不听，强令哥舒翰出战，哥舒翰捶胸顿足，只得率军出关，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崔乾佑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于初八领兵与唐军决战。唐军以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庞忠等率10万大军继后，另派3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相交，唐军见叛军阵势不整，偃旗欲逃，便长驱直进，结果被诱进隘路。叛军伏兵突起，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拥挤于隘道，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毡车在前面冲击，企图打开了一条进路，但被叛军用纵火焚烧的草车堵塞不得前进。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这时，崔乾佑命同罗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官军背后杀出，唐军前后受击，乱作一团，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狼狈窜逃，从黄河西渡进入潼关，潼关外挖了三条战壕，都是二丈宽一丈深，人和马掉进沟里，一会就填满了，后面的人就踩着尸体过去。唐军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余人，叛军攻打潼关，潼关沦陷，哥舒翰走投无路，在部下裹挟之下投降安禄山，次年被安庆绪杀害。

潼关沦陷的消息传来，玄宗惊慌失措，在陈玄礼建议下，率禁军，后妃奔走蜀地，行至马嵬驿，禁军哗变，击杀杨国忠，逼唐玄宗勒死杨贵妃，即著名的马嵬驿之变，玄宗奔蜀，太子李亨则率两千人作为后卫，后奔朔方节度使驻地灵武，被拥立为帝，即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六月，叛军进占长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唐朝的局势又重新危急起来，李光弼，郭子仪只得率部返回并州，大好形势付诸东流。

五唐军反攻

叛军进入长安后，只顾杀人放火，掳掠财物，根本不管追击玄宗，因此，使得玄宗安然入蜀，肃宗在灵武开始部署反攻，唐肃宗的战略，可以概况为“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收复二京”，肃宗以长子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李泌为侍谋军国（总参谋），郭子仪为武部尚书，镇守朔方，李光弼为户部尚书，镇守晋阳，以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高适为淮南节度使，确保江淮，命蕃将仆固怀恩出使回纥，前往借兵，部署反攻。

李泌，是西魏八柱国李弼的后代，幼年即有“神童”之名深得唐玄宗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太子李亨的属官，在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担任主角。在杨国忠当政期间，受其迫害，被迫归隐山林，肃宗上台之后，即将李泌重新请回，作为平叛的总参谋，李泌认为：

“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馀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李泌

简单地说，李泌的战略是由李光弼负责坚守太原，同时出井陉口（今河北井陉县西北，是扼太行山与华北平原进出的要隘）佯攻叛军巢穴范阳；令郭子仪飞渡黄河，占领河东，直指河北的常山，使叛将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使叛将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以李、郭两军牵制叛军四将。肃宗自率主力布置在扶凤（今陕西省凤翔县），与郭子仪、李光弼两支军队轮番出击。叛军救范阳，就击长安；叛军救长安，就击范阳，使叛军往来于范阳至长安数千里的战线上，顾首失尾，顾尾失首，疲于奔命而首尾难顾，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利用叛军的战线过长，通过佯攻或以小股兵力不断出击骚扰，在运动战中消耗敌人，拖垮敌军，促成战场形势有利于唐军的转化，达到最终消灭叛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实现全面平叛。肃宗赞同李泌的意见，在李泌的规划下，唐军展开反攻。

李泌的反攻谋划

五太原睢阳保卫战

（一）太原保卫战

在叛军攻破长安后，郭子仪，李光弼等人恐势单力孤，退回河东，肃宗于灵武称帝，郭子仪亲率朔方军主力前往灵武，拱卫皇室，留李光弼率不足万人镇守晋阳（太原），由于李光弼坐镇晋阳，威胁叛军侧翼，叛军决意，彻底消灭李光弼，席卷河东，至德二载（）正月，叛军以史思明，蔡希德等四将为帅，合并叛军十万人，围攻太原，太原保卫战爆发。

李光弼率军在城外掘壕自固，扼守城外要点，做土坯无数，叛军攻城，李光弼以土坯增垒于内并用于修补城垒，叛军攻城，企图声东击西，但被李光弼识破，在兵力悬殊情况下，叛军用云梯，冲车并堆土山攻城，李光弼让战士从城中挖地道通城外，待叛军靠近城墙，打击敌军；他还在城上安装石炮（抛石器），击毙大量叛军；李光弼不一味死守，还守中有攻，他派人挖地道直到叛军营下，预先挖好陷坑，以诈降为手段，掩护数千人出城，忽然叛军地陷，死千余人，官军乘机发动反攻，大败叛军，斩首万余，这时，叛军内部发生政变，安禄山的小儿子安庆绪与中书侍郎严庄合谋，杀死安禄山，自立为帝，安庆绪令史思明撤退，只留段希德围攻太原，二月，李光弼反攻，大败段希德，斩首七千多人，段希德狼狈逃走，太原保卫战胜利。

太原保卫战

（二）睢阳保卫战

在太原保卫战的同时，叛军以尹子奇为帅，率军十三万，攻打睢阳（今商丘），睢阳是中原地区通往江淮的门户，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睢阳太守许远告急，张巡率兵三千援助，合并六千多人，保卫睢阳，轰轰烈烈的睢阳保卫战爆发。

张巡忠心耿耿，足智多谋，曾在雍丘多次用计大败令狐潮率领的叛军（例如著名的“草人借箭”），被唐廷晋升为河南节度副使，当听说睢阳危急时，急忙率部前来支援。许远自以才能不及张巡，推张巡为主帅，而自己管筹集军粮和战争物资。张巡任主帅后首先清除了内部叛将田秀荣，然后率军出城主动袭击叛军，将叛军打得大败而逃，击毙打伤叛军两万多人。并缴获了大批车马牛羊。张巡把这些战利品都分给了将士，自己分毫不要。

三月，尹子奇再次率部攻打睢阳，叛军昼夜攻城，皆被官军击退，死伤惨重，张巡亲执战旗，率军直冲叛军营垒，叛军大败，被歼溃退数十里。五月，叛军卷土重来，张巡为迷惑并疲惫叛军，夜间在城内鸣鼓整队作出击之势，使叛军通宵达旦，整装备战，疲惫不堪，天亮后则绝鼓，叛军彻夜困乏，见城内没有动静，所以解甲休息。这时张巡及部将雷万春，南霁云等率百余骑兵突然杀出，叛军猝不及防，大败，南霁云射瞎尹子奇左目，后者狼狈逃走。但叛军势力强大，七月，尹子奇又纠合叛军数万围攻睢阳，这时，睢阳粮尽，军士仅剩千余人，敌我对比极其悬殊，睢阳守军断粮，挖草根，啃树皮充饥。甚至到了吃人肉的地步，张巡杀其爱妾，煮熟犒赏将士。许远也系其奴僮给士兵吃。仍未屈服，叛军知睢阳粮尽，不再攻打，而是将其团团围住，坐待其断粮，到了八月，城内守军仅剩数百人，南霁云自告奋勇出城救援，但贺兰进明等人不顾南霁云哭拜，磕头，拒绝发兵，南霁云断指明志，返回睢阳，十月初九，叛军见城内已无炊烟，全面攻城，将士因伤病饥饿无法作战。睢阳终于为叛军攻破，许远，张巡，雷万春，南霁云等被俘，他们痛骂叛军，誓死不降，至死骂不绝口，被叛军杀害，英勇殉国。睢阳沦陷，然而，张巡，许远等坚守睢阳十个月，吸引大批叛军主力，大小四百余战，歼灭叛军超过十万，为郭子仪等人的反攻争取了时间，也阻止了叛军进入江淮地区，是可歌可泣的大英雄，值得后人赞颂。

六反攻长安洛阳

在叛军围攻太原，睢阳的同时，郭子仪，仆固怀恩等人联合回纥军队，已做好反攻准备，唐廷为求得回纥支援，厚颜无耻地与回纥约定收复两京后“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允许回纥骑兵破城后大肆抢掠，至德二载（）正月，郭子仪派人潜入河东，联诺当地唐将反正，一举击败崔乾佑，收复河东，随后又渡过黄河，袭取潼关，但不幸被安庆绪击破，死万余，退保河东，叛将安守忠前来攻打郭子仪，被郭子仪大败，斩首八千多人，唐军在河东站稳脚跟，二月，各路唐军和回纥军队云集凤翔，准备反攻，这时，李泌建议不必急于收复两京，而是可以令安西军途径河套地区，迂回攻击范阳，他解释道：

“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锐，攻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克。两京春气已深，贼收其馀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官军必困而思归，不可留也。贼休兵秣马，伺官军之去，必复南来，然则征战之势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

但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否决了他的意见，令郭子仪，仆固怀恩率各路唐军及回纥军队反攻长安。

初战长安

唐肃宗以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军经过凤翔与唐将王思礼合军进屯长安城西，与叛军决战，双方相持，五月，叛军诈败，唐军追击，叛军骑兵九千从两翼夹击唐军，由于唐军骑兵不足，忽遭冲击，大败，郭子仪逃走。唐军反攻长安失败。

香积寺之战

九月十二日，郭子仪，仆固怀恩等率领15万唐军、回纥骑兵，号称20万大军再次向长安推进。与叛军在长安香积寺附近决战，即著名的香积寺之战，此战，唐军加强侧翼掩护，加大纵深部署，分成前、中、后军三个部分。以北廷节度使李嗣业率领的安西北廷军为前军，郭子仪率领的朔方军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仆固怀恩统帅回纥骑兵压阵，与叛军决战，10万叛军则在唐军北侧，严阵以待。双方开战，叛将李归仁出阵挑衅，唐前军迎战，成功击退他，一路逼到了叛军阵前。叛军全力反击，前军稍稍往后撤退，叛军就趁势逼近。唐军抵挡不住，乱了阵脚，叛军就在混乱中抢夺唐军的武器。前军指挥李嗣业见手下将士溃乱，大喊道：“今日不以身饵贼，军无孑遗矣。说完，他脱去战袍，袒胸露怀，手里拿着长刀，冲向敌群。他一连杀了数十名叛军，其他士兵见将军如此勇猛，稳住了阵脚。李嗣业立即整顿队形，率领前军手执长刀，向前推进，李嗣业率领的部队乃唐军精锐部队——陌刀队，手持长柄大刀——陌刀作战。在战斗中表现神勇，“于是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身先士卒，所向摧靡。”击退叛军，此时，叛军骑兵埋伏于阵后，企图袭击唐军侧后，仆固怀恩见状，亲率回纥骑兵冲击，击退叛军骑兵，而后攻击叛军后方，叛军遭夹击，大败，被斩六万多人，余部溃逃，仆固怀恩请求追击，李俶不许，使得许多叛军得以逃脱，官军乘机收复长安。回纥骑兵本来要进城抢劫，李俶跪求回纥贵族恳求在洛阳再抢劫，以免叛军在洛阳困兽犹斗。

香积寺之战

唐军进入长安三日后，李俶率主力东进，郭子仪率部收复潼关，东进洛阳。安庆绪令严庄等率部十五万阻止，同年十月，郭子仪率部与叛军主力遭遇于新店（今陕县），叛军依山列阵，郭子仪初战不利，仆固怀恩见状，率回纥骑兵自南山而下袭击叛军侧背，叛军大溃，死者无数，在洛阳安庆绪见叛军连遭失败，魂飞魄散，仅率千余军队弃城而走，逃亡邺城，唐军收复洛阳，进城后。回纥骑兵依照约定，进城抢劫，他们杀人放火，掳掠财物，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使洛阳几乎变成一片废墟。

唐军反攻

七邺城之战

这时，叛军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唐军攻占河内(今沁阳)等地，迫降叛将严庄；陈留(治今开封)军民杀尹子奇归唐；唐将张镐率兵收复河南、河东郡县。但肃宗忙于迎太上皇还都，未及时遣军追击安军残部。安庆绪至邺后重整旗鼓，旬日之间，其将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田承嗣自颍川(今河南许昌)、武令珣自南阳(今邓州)，各率所部至邺城会合，连同安庆绪在河北诸郡招募的新兵，共约6万人。安庆绪忌史思明势盛，于十二月遣使至范阳(今北京城西南)调兵。史思明拒绝受命，囚安庆绪使者，准备以其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朝同意，派乌承恩为使封其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唐军形势一片大好，但这时，李光弼建议唐使乌承恩乘机袭杀史思明，防止其反复无常，唐肃宗同意，结果阴谋败露，乌承恩被杀，史思明大怒，又重新叛唐，唐朝在河北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

唐廷决心，彻底消灭在邺城苟延残喘的安庆绪，再去对付史思明，唐乾元元年()九月至次年三月，天下兵马副元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北廷节度使李嗣业等九位节度使和仆固怀恩率领的回纥骑兵率各部唐军，以宦官鱼朝恩为监军，围攻邺城安庆绪部，唐军连战连捷，斩首叛军三万多人，将叛军团团包围于邺城。安庆绪坚守不出，唐军昼夜攻打，都被叛军击退。

邺城之战

走投无路的安庆绪求援于史思明，表示原意将帝位相让，史思明大喜，亲率步骑十三万援救邺城，史思明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想这么快前去支援，损失自己的力量，也不愿唐军消灭安庆绪后回过头来消灭自己，于是准备让双方互相消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史思明率军逗留不前，只派部将李归仁前出至滏阳（今河北磁县），遥相呼应，主力则夺取魏州，次年（）正月，史思明在魏州自封“大圣燕王”，建立伪政权，与唐朝对抗，此时，唐军前有坚城，又有史思明逼近，处境十分危险。；李光弼建议鱼朝恩先消灭史思明，再回头对付已成瓮中之鳖的安庆绪，他说

“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日引久，则鄴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众也。”

然而，鱼朝恩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唐军继续围攻邺城，除李光弼，郭子仪，李嗣业等少数节度使精忠报国外，其他节度使都想保存实力，互相观望，互不配合，唐军以挖地道，灌水等方式，仍未能攻破邺城，在攻城过程中，李嗣业不幸中流矢，以身殉国，唐军久攻不下，士气低落。史思明见状，率部向唐军逼进，并截断唐军粮运。三月初六，唐军布阵于安阳河(今河南安阳北)之北。史思明亲领精兵5万与唐军各部激战，双方伤亡甚重。郭子仪率军继至，未及列阵，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两军皆大惊而退。唐军南撤却一退不可收拾，最后变成全面溃败，郭部退保洛阳。其余各节度使兵退归本镇。不久，朝廷解职郭子仪，以李光弼留守洛阳，十二天后，史思明率军进入邺城，杀安庆绪，崔乾佑等，兼并其部众，势力强大，史思明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准备再次南下，此后，史思明成为唐朝最大的敌人。

邺城之战

八河阳之战

同年九月，史思明率叛军十多万人分四路渡过黄河，会攻汴州，汴州守将许叔冀投降，叛军再次逼近洛阳。洛阳留守韦陟建议退保潼关，许多大臣则建议坚守洛阳，李光弼认为洛阳城大，唐军兵力不足，难以固守，建议退保洛阳附近，黄河以北的河阳三城，互为犄角，牵制叛军，他认为：

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夫辨朝廷之礼，光弼不如公；论军旅之事，公不如光弼

于是李光弼下文书，令韦陟及河南尹李若幽分率洛阳官民撤离，使洛阳变为一座空城，随后，李光弼指挥士卒把油、铁等物资运入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准备防守。史思明进入洛阳后，得到的只是空城，又因史思明之前在河北及太原屡次败于李光弼之手，对其惧怕不已，他担心李光弼截断后路，又不敢攻城，只得退驻白马寺南，又于河阳城南建筑月城，以做防备。两军对峙。当时，史思明骑兵强大，每日都在河中放牧马匹，夸耀军功，李光弼决心用“美马计”，在城中征集母马，色诱史思明的公马。夺取史思明的马匹。史载：

“思明有良马千馀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环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絷其驹于城内。俟思明马至水际，尽出之，马嘶不已，思明马悉浮渡河，一时驱之入城。”

史思明控制的地区

史思明大怒，在黄河上以火船为先驱发动攻击，被李光弼击退，李光弼在城外安置擅栏，壕沟，严密布防，叛军在叛将周挚指挥下攻城，均被李光弼击退，李光弼亲自督战，手执战旗，下令后退者斩，唐军鼓噪而进，叛军大败，被斩万余人，被俘八千多人，唐军趁势攻怀州，史思明来救，李光弼迎击于沁水之上，又将其击败。叛将安太清在怀州拒守一月有余，李光弼令仆固怀恩、郝廷玉由地道而入，里应外合，攻克怀州。安太清等被生擒，送往朝廷。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唐肃宗再次犯了“急于求成”的老毛病，听信鱼朝恩等人的“贼势日衰”的传言，令李光弼收复洛阳，李光弼上言“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仆固怀恩也错误估计局势，认为“东都可取”，因此，李光弼的建议不为采纳，李光弼无奈，留李抱玉受河阳，出城率军与叛军决战，仆固怀恩不听李光弼军令，不在洛阳城北邙山而在平原布阵，，叛军见唐军列阵未定，挥军直击，唐军大败，死数千人。李抱玉听闻败讯，放弃河阳，李光弼也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大好形势又毁于一旦，战后，史思明准备乘机西进夺取潼关，以子史朝义为先锋，攻打陕州，被唐军击败。史思明一向不喜长子史朝义，偏爱幼子史朝清，见史朝义兵败，扬言杀掉史朝义，上元二年（），史朝义走投无路，发动兵变，杀死史思明，随后又杀死史朝清等，自立为帝，叛军各部互相攻打，长达数月之久，损失惨重，由于史朝义素无威望，许多安史旧将不愿服从其号令，纷纷离去，投降朝廷，史朝义几乎成为孤家寡人。安史叛军已陷入穷途末路的境地。

河阳之战

九平定安史之乱

宝应元年（）四月，唐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广平王李俶登基为帝（后改名李豫），是为唐代宗，十月，唐代宗以长子李适（即后来的唐德宗）为兵马大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帅，会兵收复洛阳，两军决战于洛阳郊外，仆固怀恩亲率回纥骑兵，狂呼酣战，冲击叛军，叛军大败，被斩六万多人，许多叛将投降朝廷，史朝义弃城而走，唐军收复洛阳后，仆固怀恩留回纥兵于河阳，派其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万余人，乘胜追击史朝义，连克郑州、汴州等地。史朝义逃往濮州（治今河南鄄城北）。唐军进军河北，再次大败史朝义，叛军部将薛嵩（薛仁贵的孙子），张志忠（后改名李宝臣），田承嗣等相继投降朝廷，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已完全成为孤家寡人，流亡老巢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首级传首京师。其余部分叛将投降，至此，安史之乱结束。

十后续安史之乱的影响定性兼论河北藩镇问题

对于安史之乱的定性，主流观点将其定性为“地方叛乱”，也有定性为“胡人叛乱”的，无论如何，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倒行逆施的叛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日本学者森安孝夫认为，“安史之乱”是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的尝试。所谓征服王朝，是西方汉学家德裔美国人魏特夫所提出的历史学名词，出自他所提出的“征服王朝学说”该名词首次出现于他与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征服王朝相对于汉族王朝，意指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族群和森林渔猎族群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国家与朝代，入主中原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刻意保持自身文化，并与全盘吸收汉文化并彻底被汉化的渗透王朝有所区别。较为典型的例子是辽，金，元，清等。森安孝夫认为，在中央欧亚中心的视角下，安史之乱不再局限于唐朝统治区域内的藩镇叛乱，不止是唐代历史的分水岭，也是亚洲历史的分水岭。游牧骑马民族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经过漫长的岁月中游牧民势力对富饶的农耕地带的掠夺、征服，以及两者之间的融合、同化过程中，反复上演着成功与失败。而到了10世纪前后，游牧民族终于积蓄了用少数人来稳定统治众多农耕民和都市民人口的方法和实力，其基础是游牧民族军事力量和基于丝绸之路的财富积累，加上“北方”势力处于能够构筑一种通过文书行政来直接或间接地统治“南方”的阶段。而安史之乱，在这一大背景下，成为了10世纪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即游牧民族成为征服王朝的大趋势。在安史之乱之后，亚洲大陆相继出现辽，金，可萨汗国，加色尼王朝，塞尔柱帝国等一系列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绝非偶然。安史之乱的失败，只是这一大趋势有其波动过程，在8世纪时条件尚未成熟而已。而后期的辽、元、清，是这一波动趋势的延续和成功。换句简单的说法，森安孝夫认为，如果安史之乱成功，辽金这类征服王朝将提前在中原大地出现。笔者则认为，森安孝夫的观点有待商榷，安史叛军没有任何政治主张，虽然建立伪政权，但军队始终以掠夺和杀戮为主要目的，所到之处，尽皆残破，寸草不生，根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破坏者。甚至连唐朝都评价安史叛军“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笔者认为，安史叛军毋庸置疑，是一个赤裸裸的武装强盗集团，其所在所为完全属于倒行逆施，给广大人民带来深刻灾难，不值得任何同情。

唐朝虽然平定安史之乱，但其流毒却影响深远，首先，为加速解决叛乱，唐朝任命安史旧将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这些以安史旧将组成的藩镇，最终尾大不掉，形成著名的“河北三镇”集团，成为国中之国，为唐朝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在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以武力割据，不服从朝廷管辖，河北依然保留了浓厚的胡风影响。被朝廷拜为节度使的皆是安史降将，不是胡人就是当地的胡化汉人，大多不习礼仪，其胡人风气相当严重。比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生于朔野，志性凶逆，每王人问安，言词不逊”，《新唐书》言“承嗣沈猜阴贼，不习礼仪。”其火并相卫后，更是以胡人部落风气唆使部下为其请命，“阴使从子悦讽诸将诣使者嫠面请承嗣为帅。”再如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性矜荡，好与豪杰游，力挽搏斗。”三镇节度使大多“均寒暑，无障盖安舆，与士卒均劳逸”等等，安史之乱结束后，在河北三镇的领导下，幽州地区的百姓仍然保持较强的胡化倾向，甚至将安禄山，史思明并称“二圣”，立庙祭祀，（无独有偶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也将安史父子并称四圣，立庙祭祀），公然与朝廷唱反调，在唐德宗，唐宪宗时期，朝廷多次下诏征讨河北三镇，最终无功而返，只得听之任之，这无疑是安史之乱的流毒之一。

河北三镇

安史之乱也给唐朝自己带来了深刻的恶劣影响，安史叛军的掠夺和旷日持久的战争，几乎使得中原化作一片焦土，许多百姓纷纷南逃，安史之乱也成为中国古代一次重要的人口南迁诱因，加速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在平叛过程中，唐朝不惜引狼入室，引诱回纥骑兵进入中原，回纥骑兵在中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中原人民带来二次灾害，乘安西军队调往内地，吐蕃趁火打劫，攻取西域，此后，西域一直为吐蕃所控制，丝绸之路断绝，在安史之乱后，由于安史叛军以胡人为主，胡汉对立成为中晚唐的重要特征，许多文学作品都表现了这一趋势，将安史之乱归罪于胡人，甚至连胡人带来的胡乐，胡舞也遭到排挤，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法曲》元稹的《胡旋女》便表现了很强烈的排胡倾向。“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足可见中晚唐民间的排胡倾向。无论如何，尽管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统治仍能维持，但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一去不返，唐朝乃至整个中华文化逐渐转向内敛，保守和汉民族本位，（详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撒马尔罕的蝴蝶：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朝与粟特集团》）盛唐之世，一去不返，只留下后人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