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艺术的枭类题材,在出土的青铜器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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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类俗称猫头鹰，在中国，长期以来，曾被认为是形貌与声音都很丑恶的不样之鸟，因而表现在古代花鸟画方面，从不见描写；陶瓷、刺绣等工艺品与民间艺术品，也不用做纹样母题；到了近代，尽管科学研究证明枭类是捕鼠能手，是应加保护的一种益鸟，而传统的迷信思想，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日益丰富起来了的地下出土资料，改变了人们的观感，证明在更古远的一些岁月里，事实却不是这样，在公元前第二个千纪的后半叶，在商代晚期（般墟文化期）以及西周初期的艺术品中，枭类题材是很盛行的，无论是写实的雕塑艺术品，还是以青铜器为主体的一些装饰艺术品，大多是制作精工而造型优美，反映出枭类在中国古代曾受到人们的崇拜与喜爱，同后世那种对它的卑视与厌恶，前后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类资料相当丰富，但又很零散，需要进行必要的集中与介绍，对于枭类题材所以盛极而衰的原因，以及所涉及的种种问题，也应做些必要的探索，以便加深我们的理解，现在就此作些尝试。枭类题材艺术作品的特别丰富与优秀，与中国古代的宗教崇拜对于夜禽的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猛禽是肉食的鸟类，其中的昼禽，如鹰、隼、雕、鹫之属，它们的性格鸷烈，姿态矫健，回翔天际，搏击迅猛，为大自然增添壮观，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自古以来，在文学、艺术与宗教崇拜中，都曾受到重视，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至于其中的夜禽枭类就不然了，由于形貌奇特，鸣声难听，还在夜间行动，相形之下，就不那么受到重视了，甚至还要招致人们的厌恶，产生一些误会与反感，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能察觉到的事情。事情虽说如此，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民族与地区的不同，宗教崇拜与风俗习惯也有所不同，况且人们对于某些动物的好恶观，也不会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转移而有所变化，情况是很复杂的。猛禽中的昼禽，在中国古代也曾同样受到过赞美，例如《诗经》《大雅·大明》篇描述商周之际武王伐纣时的情景，但是，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把鹰华之类的猛禽加以神圣化，也许因此之故表现在艺术上，明确可以确认是鹰类的作品为数屈指可数。陕西华县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鹰形的陶鼎，扩大躯体作为容器，粗壮的双足与下垂的尾羽构成鼎足，泥丸贴成双目，炯炯有神，美观与实用结合得很好，应是中国最早的鸟尊，实用之外，有无宗教方面的含义不详。商代与西周铜器中的鸟尊与鸟纹中，可以明确指为鹰华的几乎没有，只在小件玉饰中见到几例，春秋晚期铜器中，曾发现一件制作精工、结构灵巧的鹰尊，从这件铜器的铭文“子乍（作）弄鸟“来看，制作目的显然为了观赏，而与宗教崇拜无关，此外还发现过一些鹰首壶，性质想也相近。西汉金错车饰图象中，曾见到野生状态的底，山东汉画石艺术中所描写的，则都是驯服了的鹰，只是狩猎场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更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了。至于作为夜禽的枭类的情况则不一样，有关的艺术品数量的丰富，是很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的。最早的艺术品也见于仰韶文化时期，陕西华县出土了鹰鼎之外，也出土了枭头陶塑，这件陶塑作半球形，双目向前，并有羽毛构成的“眼盘”，划出耳孔，并以锥刺纹表示褐色有斑纹的羽毛，枭类特征鲜明，表现手法简练；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塑鸟头，双目圆大深深凹入，左右并列，所表现的似乎也是枭类。这些都是中国史前艺术中的珍品，以青铜器为主体的装饰艺术蓬勃兴起，其上的纹样以动物题材最为丰富，主要是鸟、兽与爬行动物，个别的还有昆虫。鸟类中，枭类题材特别丰富，风鸟反而很少，如上所言，明确可以知道鹰类的几乎不见。枭类的形象，无论是写实的，还是装饰性的，特征都非常鲜明突出—双目向前，并有圆大的“眼盘”，耸立在头上的“毛角”，与其他鸟类极易区别。其中少量的是白石雕刻与小型玉饰，最多也最精美的是青铜器上的装饰——塑作枭形的酒器鹦尊与镂刻在各种器皿上的骋纹。这类青铜器的出土，大多因盗掘关系而不知出土情况，近年来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现，由于随葬品保存完整，给予我们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其中：大型鹦尊，通高在46厘米左右的即有两具；虎与鹦两种纹样组成的圈足觥一对；汽柱瓶形器与偶方彝上都饰有侧面形的鹦纹；刻有鹦纹的石馨一件，可以明确定为鸱鹦的玉雕小件装饰品，就有六件之多，一墓之中枭类题材的艺术品能发现如此数量，这种题材在当时的盛行，由此也就窥见一斑了。商代晚期的书法以及白陶、象牙、骨器、木器等工艺品以重大影响。但是，青铜器纹饰虽说丰富，然而又不是包罗万象的，其中的动物，现实的与神话的，也不过是有限的几种或十几种，虽然是有所选择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大多是礼器，也就是“宗庙重器”，其上的纹样都具有神圣的性质，不同于一般，枭类题材在青铜器上不厌其烦地反复出现；显然具有特定的含义，不过这种含义究竟是什么，史无明文，还有待我们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