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古文化二里头文化独具特色的青

二里头文化是我国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该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颖、汝诸河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该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命名，现已发现遗址近百处，经过发掘的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等10余个遗址地。该文化类型最早于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发现。年发掘郑州洛达庙遗址时，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曾一度称为“洛达庙类型”。年后，人们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以后，发现这里的遗存更具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富有特色的青铜或陶制的器物组合上。这组器物中作炊器的是鼎、折沿深腹罐、侈口圆腹罐等。作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等。酒器则有觚、盉、爵等。侈口圆腹罐口沿部的花边形装饰和深腹盆、甑、侈口罐口沿下附加的一对鸡冠形鏊，是这组陶器中很有特色的风格。

但这种文化中见不到河南龙山文化中常见的斝、霱、带耳罐、杯、碗及双腹盆等器物，也与郑州商代文化中以斝、、卷沿圆底盆、大口尊、簋、小口高领瓮为主的器物组合有明显的区别。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文字，目前尚不能肯定。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一再发现有刻划的符号（记号），已知有20多种。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从地层迭压关系和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数据看，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上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冈的商代文化。对三者间的关系，人们的看法也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有人提出二里头文化与王湾类型文化之间实际是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有人认为二里期商文化是从二里头文化发展而来，后者是二里冈期商文化的直接先驱。

但也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在同一地区内，时间较晚的文化接受和融合较早文化中的一些因素是正常的现象，从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及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的文化特征的差异等方面看，用一脉相承的说法无法解释，二里头文化应该另有渊源。由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域与历史记载的夏朝人活动的地域比较一致，所以人们把它列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但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早于商代，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也有人指出，二里头文化在第三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典型器物群一致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经进入商代，所以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但这个问题目前仍在专家们的讨论之中，还不能确定。二里头文化所包括的各遗址文化并不是相同的，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存相比就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

如鼎、折沿深腹罐、深腹盆、甑、澄滤器、侈口罐、小口高领罐等的形制与豫西地区所见的一致。但是，晋南地区不见三足盘，鼎少而鬲多，底部有三足的蛋形瓮在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址内不见。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两个地区间文化面貌上的地方性特点，所以分别命名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地层与典型器物在时间和特征上的不同，二里头类型文化目前被人们分为四期:第一期陶器以褐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形纹为主，另有少量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折沿、鼓腹、小平底。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迹。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甑等继续延用，但有局部变化，同时新出现了斝霱、卷沿圆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这些器物已与商代二里冈文化出土的器物十分接近。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发现很多，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说明其发展已比较成熟。

另外，东下冯类型也分为四期，具体状况同“二里头类型”差不多。居住形式与墓葬习俗二里头文化的房屋居址有半地穴式、地面建筑和窑洞式住所等几种。其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圆角和长方形等多种。一般居室的直径在3米左右，较大的长方形居所长在10米上下，宽5米左右，中间有隔墙。地基和隔墙都经夯筑。东下冯发现的窑洞式居址，系就断崖和沟壁掏垒成。二里头遗址上层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是反映这一时期高级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已经发掘的两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1号宫殿的基址长宽均约百米，占地1万平方米。正面是面阔8间、进深3间的殿堂，四周有廊庑，前面有门，中间是厅。2号宫殿的规模略小，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米，基本形制与1号宫殿相同。这两座由堂、庑、庭、门等单位建筑组成的宫殿，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其形制开中国历代宫殿建筑之先河。另外，在各遗址中，居址附近多有灰坑、宭穴、水井等遗迹。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等作坊址二里头文化的基葬在东干沟、东马沟、二里头、东下冯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大多为小型墓，目前尚未发现与二里头宫殿基址相称的大型陵墓。这些小型墓都作长方形土坑竖穴，长2米左右，宽1米上下。

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常见的有鼎、罐、三足盘、盆、觚、爵、盉等，少者数件，多者10余件。此外还有贝、玉饰件和铜铃等小件铜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少数墓中随葬有铜爵，一般平民墓中也多用觚、爵等酒器随葬。二里头遗址曾发掘出一座较大的墓，墓口长5.2-5.35米，宽4.25米，有二层台。因被盗掘，仅见少量漆皮、朱砂、蚌饰以及狗骨架和骨片等物留存。据推测，原来该墓中的随葬品应该是相当丰富的。东干沟遗址发现的一座墓，死者作蹲坐状，比较少见。各地同类遗址中还经常见到一些没有墓圹的人骨遗骸，其葬式或俯身，或身首异处，或有捆缚、斩割痕迹，一般都无随葬品。两种不同的埋葬形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是石器，铲、镰等的数量较多，斧、锛、凿也有出土。

另外还有蚌铲、蚌镰、骨铲等。木质的耕耜一类工具也在使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饮酒之风比较普遍。当时的社会分工已较以前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与农业已经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琢玉、制骨以至木工建筑等都已出现专业分工。陶窑在洛达庙、二里头等地发现多座，直径1米左右，窑室都已残损，火门、火膛和窑算等一般保存较好。火膛作直壁圆筒形，中设长方形土柱以支撑窑算，算面有若干圆孔，附近还出土有一些陶拍等制陶工具。玉器有琮、圭、璋、和柄形饰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柄形饰上雕琢有规整的兽面纹，纹样与后来在铜器上常见的一致，这是目前已知年代较早的兽面纹样，工艺相当精致。另一件兽面铜牌，用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镶玉制品，也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是中国已知年代较早的青铜器之一，有镞、成、刀、爵、铃、戈、锥、鱼钩等。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铜的陶范、坩埚、铜渣等，东下冯遗址发现有铸器的石范。铜爵的胎壁较薄，表面较粗，没有装饰纹样，表现出我国早期青铜器的特点。这时的工具和兵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运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复杂，说明这些青铜器还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据测定，该文化出土的铜爵的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锡青铜，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二里头等地的遗址中还发现不少经过切割的骨料、半成品和簪、锥凿、针、镞、鱼叉等骨制品和砺石等遗物，表明制作骨器也已成为单独的手工行业。当时的社会应属早期奴隶制形态，并出现了最初的城乡分野。在该文化的墓葬以及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宫殿遗址等，都说明当时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分野十分明显，社会处于阶级压迫的状态这一文化的乐器有陶埙和石磬两种。此外，还见有卜骨，大多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这些遗物反映了当时的风俗文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