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才风雅女丞相,上官婉儿才华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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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婉儿（公元年—公元年7月21日），又称上官昭容，唐代女官、诗人、皇妃。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三门峡）人，上官仪孙女，上官仪获罪被杀后随母郑氏配入内庭为婢。十四岁时因聪慧善文为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唐中宗时，封为昭容，权势更盛，在政坛、文坛有着显要地位，从此以皇妃的身份掌管内廷与外朝的政令文告。曾建议扩大书馆，增设学士，在此期间主持风雅，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词臣多集其门，《全唐诗》收其遗诗三十二首。年，临淄王（即唐玄宗）起兵发动唐隆政变，与韦后同时被杀。

上官婉儿一生跌宕起伏，与武后、中宗相始终。其门第高贵，却身世坎坷。出生当年，祖父上官仪因议论武后的废立而获罪被杀，其父庭芝从死，婉儿随母配入掖庭。上官婉儿天资聪敏，少年时代就在宫廷脱颖而出，《景龙文馆记》记载：（婉儿）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上官婉儿不仅有文词，而且明习吏事，逐渐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得以参与奏章的批复和政令的拟定，成为武周王朝的政治核心。

中宗李显复位之后，亟需借重上官婉儿的政治才干，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寻拜为昭容。昭容为九嫔之一，当时在后宫地位仅在皇后之下，上官婉儿从此以皇妃的身份掌管内廷与外朝的政令文告，其政治地位又非武则天时代所能比拟。按照惯例，朝廷文告均由名儒学士草拟。《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禕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上列诸人，均为朝廷重臣，一代文宗。与之相比，上官婉儿以一人之力，批复四方的表奏和草拟朝廷的政令，其政治才干和文学修养由此可见一斑。

中宗景龙元年（年），婉儿度过了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的危机后，更致力于辅佐朝政。设立修文馆，“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是相当富有政治智慧的手段。《大唐新语》记其“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说穿了搜英猎俊主要是为了扩充自己的政治力量，然而此举对促成中宗朝宫廷诗创作日益繁盛局面的形成功不可没。《景龙文馆记》记载：自通天后，建(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显然已达到政治上的巅峰状态。《景龙文馆记》这样评价婉儿“至幽求英俊，郁兴辞藻，国有好文之士，朝无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借助显赫的政治地位，通天元年之后的宫廷文坛，上官婉儿成为拥有绝对大权者。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云“昭容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嘉猷令范，代罕得闻，庶姬后学，鸣呼何仰”。“两朝专美”一词形容上官婉儿在武后和中宗朝的显赫地位，实不为过。

上官婉儿的诗歌创作，既有对“上官体”形式技巧的继承，更在诗歌的题材范围、抒情特征及格调气度等方面对此前的宫廷诗有所超越，从而为诗歌从初唐宫廷诗的歌功颂德、绮错婉媚迈向波澜壮阔、尽善尽美的盛唐之音，跨出了重要一步。《龙城录》下《异人录》对上官婉儿的诗歌有“绝丽”之评，这位才华绝代而创作丰赡的诗人，唐玄宗曾下令汇集她的诗文，撰成《唐昭容上官氏文集》二十卷，诏燕国公张说题篇，惜已散轶。《全唐诗》中现存诗三十二首，按内容可分为三类：抒情述怀、应制奉和、出游纪胜。上官婉儿现存不多的诗作中，有一首屡被提及，备受重视，那就是其抒怀之作《彩书怨》：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这首《彩书怨》克服了宫廷诗歌情感贫乏的弊端，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这一长于深宫的才女在情感上的孤寂和执着，仿佛一民间女子对夫婿倾诉其绵长的思念。初唐宫廷诗在将近百年的情感沉寂，开始了绵长、深情而又精彩的情感表达。从这一角度讲，堪为“宫廷诗的自赎”。

在七、八世纪之交,作为初唐宫廷诗歌的发扬光大者和终结者的上官婉儿，比普通的诗歌作者更能体验到时代风骚，故能最终超越乃祖创制的“上官体”，在“采丽日新”的基础上，注入刚健之气和开阔之境，促成了唐代诗歌从初唐宫廷诗到盛唐之音的转变，从而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上官婉儿以一介女流，影响一代文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

婉儿虽为失败者却得到了不少同情，死去的第二年就恢复了上官昭容的身份，而且被追谥为“惠文”。李隆基即位后还念其文才广征她的作品，编成文集二十卷，一代旷世才女，不至于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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