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手工业揭秘古代技术奇迹

古代中国早期的纺织品主要由麻布和丝绸制成。自新石器时代起，人们就开始普遍采集野生麻类纤维，然后用手搓或者利用陶、石纺轮进行加捻，将纤维接续成线。最初的织造技术是从编织席子、结网逐渐发展而来，利用腰机编织成布。在陕县庙底沟和华县泉护村出土的布痕中，每平方厘米约有经线和纬线各十根左右，显示出了古代纺织技术的初期特点。在属于浪清文化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发现了用芒麻织成平纹的细麻布，其质量要比疏朗的粗麻布好。麻的栽培和纺织技术在周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左传》中的佚诗中提到了多种不同的纺织原料。

在陕西泾阳高家堡周初墓中出土的麻布则显示出较为紧密的编织结构。至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逐渐确立，农民的个体经济呈现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特点，男耕女织的分工逐渐形成，纺织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普及。民间生产和使用的主要纺织品是麻类织物，而丝绸则主要由贵族和商人所使用。养蚕、缫丝和织丝的技术在中国是最早出现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在距今约五千年的饯山漾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绢片和丝带，经过鉴定发现，这些丝绸是由家蚕产生的，而绢片的每厘米经纬密度约为48根。

由于蚕丝坚韧、富有弹性且是长纤维，人们利用了这一特点，可以使经线密而纬线疏，从而制作出不同类型的丝绸织物。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系”、“丝”等象形字，不少青铜器中也发现了丝织物的残片，经过鉴定发现，其中有一些是用较高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即“缔”或“文绮”。暗花绸的花纹是采用三上一下的斜纹组织，需要用到十几个不同的棱口和十余片综，反映了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复杂的提花装置。此外，商代就已经有刺绣技术，比如在宝鸡的西周前期伯墓织物中就使用了辫子股绣的针法。

《禹贡》、《诗经》和《左传》中多次提到了蚕桑和丝绸，养蚕时用的有蚕室和蚕架，而丝织物则有罗、纨、绮、縠、锦、绣等多种类型。西周时期的重器毛公鼎铭文中有字，郭沫若认为这些字就是“经”的初文，如同《诗经小雅大东》中的“杼柚其空”一样，指的是织机上卷经线和织物的这类机构。古代的染色工艺包括染色分煮、冻、暴、染四道工序，主要用于“湅丝”和“湅帛”。在“湅帛”工艺中，除了漂白之外，还要去除丝表面所附丝胶，使其更富光泽和柔软。染料分为矿物质和植物质两种，其中矿物质染料如殊砂染红色、空青染绿色，靛蓝染蓝色，茜草染绛色等。

染色方法有浸染和画缋两种。古诗《豳风七月》中提到“爱求柔桑”，暗示了周代陕西宝鸡、岐山一带气候温暖湿润，适宜种桑、饲蚕，丝织业较为发达。战国时期长沙出土的丝织物绢和锦，经线密度为每厘米80根，纬线密度每厘米44根，呈现出复杂纹样如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等。古代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逐步积累了一些化学知识，掌握了某些化工技术。火作为人们最早利用的天然能源，通过化学变化释放出热能，为人们提供温暖和光明，使他们获得熟食和免受野兽侵袭。距今约万年的元谋人已知使用火，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用火遗迹之一。

周口店北京猿人也保存有火种，在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厚达6米的灰烬堆积。从自然火到人工取火是人类的一大发明。摩擦生火是最早的取火方法，例如用木料互相摩擦或用燧石互击并由易燃物引燃。这些人工取火的技术是由木器、石器加工过程中摩擦生热获得启示而产生的。古籍中也有“钻燧取火”的记载。这类取火技术在近代仍为一些少数民族所使用，如黎族的钻木法，苦聪族的锯竹法等。人工取火使人们第一次掌握了一种自然力，实现了机械能向热能的转化，从而大大增加了开发自然的能力。火的发明也使得许多重要发明如制陶、冶金的出现成为可能。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改变天然物的本来性质，它的发明是制作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陶器不仅可用作生产工具（如纺轮、陶刀、陶锉等），还可广泛用作生活器具（如储存谷物的陶缸、陶罐，以及日常使用的鼎、豆等炊事用具、食具等）。古籍《周书》中提到：“神农耕而作陶”，这句话正说明了陶器的发明与人们农业定居生活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的陶器可能是通过在容器表面涂抹粘土，然后经过晾干和烘烤而制成的。随后，人们逐步掌握了粘土成型和烧制等技术。在仰韶时期，人们已经能够烧制灰陶和红陶，并使用矿物质绘制图案，经过烧制后形成了彩陶。

陶土经过选取、晾干、破碎、浸泡、揉制、存放等工序后，成为具有良好塑性的泥料。从“泥质陶”、“细泥陶”到“夹砂陶”，不断改进的陶器制作工艺日益提高了陶器的质地。早期制陶工艺采用手工捏塑或者用泥条盘筑，而在仰韶时期已经开始使用慢轮进行修整。烧制技术也从最初的堆烧逐渐发展到竖穴窑或者更加先进的横穴窑。比如，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就是通过这两种窑进行烧制，它们由火口、火室、火道、窑箄、窑室构成。到了龙山时期，制陶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广泛采用快轮制陶，而陶窑的结构也变得更加完善。

通过密封窑室顶部，让水份由顶部渗入窑室，使窑内氧气不足，形成还原性气氛，制成了著名的黑陶。山东、河南等地出土的1毫米厚的薄胎黑陶，标志着当时制陶业的高度技术水平。在龙山文化晚期，人们还开始使用高岭土制作陶器，并掌握了着釉技术。商代中期已经出现了原始瓷器，如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的器物，经现代科学检测证实它们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征，即采用瓷土作为胎，表面施釉。

近年来在甘肃灵台、陕西西安、河南安阳、洛阳、安徽屯溪、江苏丹徒和吴县等地的商代和西周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类原始瓷器，它们的烧成温度高达—℃，并且器表均施有石灰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原始青瓮得到了继续发展，例如浙江绍兴战国墓出土的大批青釉器，它们质地致密，器形规整，多仿照青铜器的形制制作。它们是早期青瓷的先驱，对中国瓷器独特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