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维藩是灵宝战役失败的替罪羊本来就临阵逃

潼关，古称桃林塞，潼关以东至灵宝以西皆属其地，乃晋豫陕三省之交点。

自秦函谷关废弃后，潼关接替函谷关成为了新的“三秦镇钥”、“四镇咽喉”，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武汉会战后，蒋氏在陕西成立第十战区，其目的一是为了防备延安向陕南地区发展，二是防止日军突破潼关进入关中。

抗战爆发后，尤其让日军念念不忘的是所谓“川陕攻略”，他们意欲效仿忽必烈灭宋故伎，想从关中进兵翻越秦岭进入四川，从大西南席卷中国。

而要实现所谓“川陕攻略”，要害之处有两地，一是黄河北岸的中条山，二是潼关。

日军如果占领了中条山，既可以减轻进攻潼关面临的侧翼压力，又可以随时渡过黄河对潼关发起进攻，可谓进退自如；而失去了中条山，则意味着潼关守军要单独面对日军的进攻，孤掌难鸣。

在中条山失守后，潼关更是成为了重中之重，因此，蒋氏才会派自己信任的大将和学生蒋鼎文和胡宗南镇守。

中条山失守后，日军本拟要发动“川陕攻略”，并为此集结了大量兵力和物资。日军的企图是，在太平洋战争前期日军尚占上风之时，集结重兵快速解决中国战事，好把兵力调往西南太平洋与盟军争雄。

可杜立特轰炸东京打乱了日军的计划。

日军认为，从杜立特轰炸东京这一个事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日本的所谓“国防圈”并不牢靠。他们在未明确盟军空军是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的情况前，误以为飞机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机场群起飞的。

因此，一场针对第3战区内机场群的战役打响。

日本初步的计划是仅针对机场群，并没有占领的意图，可负责指挥作战的畑俊六和13军司令官泽田茂擅自改变了作战计划，把原计划使用50几个大队的“浙江作战”增加为82个大队，这就是日军所称的“浙赣线作战”，中国方面所称的“浙赣会战”。

此役会战虽然以第3战区的失利结束，可日军却犯了两个战略错误，一是耽误了日军向太平洋战场增兵的进度，二是损失了本来用于发动“川陕攻略”的兵力和物资。

待到日军回过味来，战机已失。

但日军对发动“川陕攻略”的念头始终未断，尤其是冈村宁次，更是对这个战略念念不忘。只是由于实力所限，迟迟未能发动罢了。

年的豫中会战，1战区的正副两位司令官蒋鼎文和汤恩伯一败涂地。

洛阳失守后，原本挡在潼关之前的防线形同虚设，日军随即兵临晋陕省界，有进攻潼关，进入关中之势。

年4月2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高参吉本重章大佐来到南京，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请示实施陕西门户潼关作战。

畑俊六很意动，但也很清醒。

他知道，别看此时日军在河南段作战中占据了上风，但接下来要发动的湘桂段作战才是重头戏。如果把用于湘桂段作战的兵力转用于进攻潼关，一旦战事胶着，损失过大，或在需要这部兵力南下作战的时候抽调不下来，麻烦就大了。

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是一个对“川陕攻略”念念不忘的人，他始终认为，与其有实力调动大军发动“豫湘桂作战”，还不如把兵力用于“川陕攻略”来的更好。这也是在豫中会战结束后，冈村宁次为何要派人到南京请示发动潼关作战的原因。

确实，日军在年调动大军打通一个还不知道能不能守住的交通线，在战略上是一个失智的行为。

可没办法，日军奇葩的参谋制度造就了一批只负责制定方案却不负责胜败的参谋，而且这批参谋还个个骄傲的一塌糊涂，只要是他们坚持，别看军衔仅是一个少佐、中佐，可他们的意见连中将、大将也反对不了。

5月2日，畑俊六给出了态度，他虽然担心兵力不足的问题，可一直以来对“川陕战略”的执念还是让他给有意攻打潼关的华北方面军开了绿灯。

畑俊六的态度是，“只要完成对京汉作战和湘桂作战抽调兵力无任何妨碍，且能以方面军自身力量攻占并予以确保，潼关作战也可实行。”

见畑俊六是这个态度，华北方面军也只能偃旗息鼓了。为何？兵力不足。

本来，冈村宁次是希望畑俊六能支持他的。可却被泼了一头冷水。

冈村宁次虽然消停了，可1军却不干了。

5月27日，冈村宁次再次接到了1军准备对灵宝一线发起进攻的请示。内容是，为了确保陕县的桥头堡，有必要在灵宝一线发起进攻，将阌乡以东的中国部队，尤其是第8战区（此时第十战区撤销，陕西由第8战区负责）的部队消灭或击溃，然后恢复原有态势。

冈村宁次心知肚明，别看前线的部队嘴上说的是只打到阌乡。可打到阌乡，就意味着此次作战从东到西已经打通了河南省。（当时河南的东西省界是东起永城，西至阌乡。）

打到阌乡之后要干什么，还不是要窥伺潼关吗？

为了让冈村宁次同意他们的计划，前线日军宣称，不需要华北方面军增援，只需现有的第69、63师团，第59旅团，独混第3旅团和独步第9旅团的兵力就够用了。

可话音刚落，第63师团就被抽调走了。原因是华北八路军的攻势太猛烈了，守备的日军实在是抵挡不住，只能从前线抽调兵力回援。

如此一来，一线的日军仅剩下14个大队了。

以这么少的兵力就敢对灵宝一线发起进攻？

而驻守在灵宝一线的中国部队有多少呢？10个师、一个挺进纵队，还分别有1个重炮营和战车防御炮营。

从兵力上讲，灵宝一线的中国部队要远超日军。日军一共14个大队，即使满编，也不到两万人。而中国部队每个师，即使不满编，也能有~人，以7万到8万人的兵力能打不过两万余人的日军？这可不是抗战初期，双方战斗力相差悬殊的时期了。

再说，从日军各部的番号来看，这也不是一些什么精锐部队。而灵宝一线的守军中有四个师是胡宗南刚从关中调过来的，不仅齐装满员，而且装备精良。

对于1军的过分自信，冈村宁次是不放心的。为此，他亲赴陕县前线视察。视察完毕后，冈村宁次心凉了半截，就以这样的兵力能与中国部队10个师抗衡？1军司令官吉本贞一敢这么吹，他可不敢这么信。

为此，冈村宁次主动提出给前线增加兵力，但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在6月10日，这些临时配属的部队一定要撤回去，不然，就会影响接下来的湘桂段作战。

那么，这一次日军来了多少援兵呢？

两个步兵大队，坦克两个中队，山炮两个中队和野炮两个大队。

日军此次增援的特点是步兵不多，可火力却不弱。这是因为冈村宁次对此次作战的地形抱有忧虑，这不是平原地区作战，而是山区作战，如果火力太弱，恐怕连中国守军的防线都突破不了，更不要谈什么打到阌乡了。

年6月5日，日军发起了进攻。

面对几路日军发起的进攻，中国守军分兵把守，节节阻击，日军进展缓慢。

打到6月7日，第69师团终于给吉本贞一发回了战报，说进展之所以迟缓，完全是因为道路崎岖难行且险峻，不仅坦克发挥不出作用，就连炮兵的作用也不明显。

确实，在标高米以下的山区作战，炮兵的威力和在平原地区作战差别不大，可在米以上的山区作战，炮兵的作用并不大。而且，道路的崎岖让坦克几乎成了摆设，每逢转弯处，往往都有守军的战车防御炮阵地，稍有不慎，坦克就会被击毁。

而且更要命的是，进入山区后，日军的通信出现了问题，各路日军与后方的信号时断时续，甚至根本不通。

这下子，在战前个个都踌躇满志的日军将官们的信心受到了打击。

战至6月8日，之前和后方失去联系的第59旅团终于发回了报告，说不仅是大路，连小路都被中国守军占领，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总是打不通。

并且，第59旅团还不无遗憾的表示，只有放弃这一“壮举”，丧失千载难逢的良机，万分抱歉。

看来，第59旅团已经准备放弃此次作战，准备撤退了。

就在灵宝前线激战正酣的时候，蒋氏也给胡宗南发来严令，“任何人不准向西撤退，否则按连坐法处理。”

战至6月10日下午，吉本贞一猛然想起冈村宁次的嘱咐，派来的援兵返回的时间到了。

可一旦援兵撤走，以1军的兵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作战。接下来的仗还能打下去吗？

心里不托底的吉本贞一立即赶赴前线，与援军的指挥官坦克第3师团长山路秀南中将商量了一顿，得出的结论很沮丧。

进攻，打不上去，如果临时配属的这股援兵撤走，这个仗更没法打。

撤退，一是丢了面子，二是临战撤退，危险太大。

如果援兵不撤走呢？二人研究了一番之后都认为，不敢违抗命令。

没办法，援兵只能撤走。

为了补上援兵撤走后的空当，吉本贞一只能把驻守在渑池南村渡口的大队调了上来。

吉本贞一很郁闷，以一个大队的步兵怎么能补上两个步兵大队和坦克、炮兵各一部的空当呢？

严格来说，此时日军已经无力进攻了，可战局的发展却出乎吉本贞一的意料。

就当他在司令部郁闷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前线的战报，说正面的守军正在撤退。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第8战区灵宝战役作战经过概要》记载，在6月10日下午，负责指挥战斗的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吉甫（延年）判断，由于日军大部已经突入我军阵地，且敌在不断增援，有向我两翼包围的企图。我军虽苦战，但伤亡惨重，阵地颇难稳定。

为此，李吉甫决定撤退。为了不承担责任，李吉甫把这次撤退称为主力先向阌乡转进，诱敌深入，然后再围歼敌军。

就在李吉甫考虑撤退的时候，蒋氏来了电话，命令李吉甫须维持阵地，不得撤退。

可李吉甫认为战局已经不可收拾，在请示了胡宗南后，下令全线撤退。

那么，此时的战局真的到了无法挽回的局面了吗？绝非如此。

从灵宝、虢略镇、阌乡一线，守军都修建了大量的工事，并且根据地形设置了大量的雷区。而且，守军的数量要远超日军，并且在重装备的数量上也不弱于日军。

虽然日军来势凶猛，守军一线阵地的伤亡大了点，但同样，日军的伤亡也不小。而且，在山区作战，并且还是在守军预设好的地区作战，日军只有吃亏的份，那里能占得了便宜？

李吉甫也好，胡宗南也罢，之所以在部队败像未露的时候就下令撤退，说白了就是为了保存实力。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和3次长沙会战之后，包括蒋氏在内的一批将领普遍存在着“坐等”胜利的思想。

在他们看来，只要盟军参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这个思路没问题，可靠山山倒，靠墙墙塌，自家的荣誉岂能依靠别人施舍？

可这批人不这么想，他们想的是如何在即将到来的胜利后谋求更高的地位，而这个地位的获取是靠着自身的实力。这个所谓的实力就是他们手中的兵权。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李吉甫才会未败先逃。

而胡宗南更是视兵如命的人。要注意，可不是爱兵如命。他们之所以视兵如命，是把兵当作了日后换取更高地位的本钱，而非真的爱惜士兵。

就这样，一次原本可以大胜的战役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了。

那么，一线部队共有10个师，为何在战后只有第97师师长傅维藩被执行了军法呢？

很多人在傅维藩被执行军法时表示他很冤枉，认为他就是个替罪羊。

因为从级别上论，当时在一线指挥的有李吉甫，在西安还有胡宗南。论责任，怎么也轮不到傅维藩头上。

从数量上论，前线共有10个师，都败退下来，要论罪过，大家都有罪过，可为何师师长戴慕真被判刑5年，师师长王隆玑仅被降职为上校，只有97师师长傅维藩被严惩呢？

况且，撤退的命令是李吉甫下的，又是经过胡宗南首肯的，作为部下，按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条令执行有错吗？

现在，下达撤退命令的李吉甫和胡宗南没事，反而是一线的师长受罚，这不公平。

从表面上看，这个说法似乎有理，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法不责众”观念在作怪。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