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在农业方面的史前创造发明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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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地区是世界上人类最早的生息地之一，至少在5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劳动和生活。他们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之后，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发明了农业、手工业，初步解决了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问题，同时发展了生产，改革了社会氏族制度，创造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积极酝酿着向文明社会阶段迈进。

约在50万年前，河洛地区就有人类居住。不过，当时他们刚刚从动物界里分离出来，除了会打制简陋的石器，会使用粗糙的木器、骨器，以及利用火熟食和取暖，此外一无所有。人们面对洪荒世界和猛兽毒虫的威胁，只能在改造自身的同时，不断地总结采集、渔猎的生产和生活的经验，白手起家，创制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采取天然纤维纺织制衣，利用土和木为材料建筑住房等。

几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们为生存而创制出一些简陋的工具和用具。而一万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们智力已比较发达，有许多创造发明，可以说这是一个创造发明的时代。

在豫西、豫西南和豫北各地所发现的30余处旧石器文化地点出土石器，如三门峡的会兴镇、临汝的张湾、渑池的任村、陕县的张家湾、灵宝的谢家沟，镇平的叶湾等，一般都只有砍砸器、石核、尖状器、刮削器和石片等，这是原始人类所发明的第批生产和生活用具，由于是石质，所以称为“石器”。

在这些工具中，砍砸器和石核可以砸开坚果硬壳和兽骨，取其肉实吃之；刮削器和尖状器，主要是削、刮、撕、割兽肉，再将兽肉生吃或用火烤熟吃；只有石片石器可充当“石刀”用，可以用于采摘果实或宰杀野兽吃肉，可算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尽管这些石器极其简陋，它们却是猿人闪现的第一波智慧的火花，反映了猿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更是人类得以战胜洪荒世界的有力武器。

考古学家在我省南召云阳镇西北3.5公里的杏花山东边鸡河二级级地上，发现一颗猿人右下第二前臼齿，经鉴定确定为20余岁青年直立猿人的牙齿化石。其所属猿人被冠称为“南召猿人”。这枚猿人牙齿化石和同层出土的动物化石，如剑齿虎、剑齿象、中国鬣狗、熊、犀，肿骨鹿等，同属地质年代第四纪更新世中期动物。

因此，认定南召猿人和周口店北京猿人所生活时代相当，约距今50万年。这是迄今在河南土地上所发现的最原始人类。可以说，南召猿人在几十万年过程中，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改造自身成为真人（现代人）之后，其后裔则是现代河洛人的远古祖先。

在几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们生产生活的工具用具，都不出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片、石核等类型石器的范围。直到在安阳小南海旧石器遗址（距今1万多年前），仍未见有更多新类型石器出现。人们创造发明出现迟滞，这与人们的大脑的发达程度有密切关系。当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曾经发明打猎用的弓箭和石球，这是很了不起的发明。

弓箭可以远距离射杀猛兽，石球可用两球绑上绳子，远投可绑住野兽两腿，从而捉住它。这两项发明可增加人们的肉食。而大量的肉食可增加体内营养，促进大脑的发达。大脑发达又促进人们的发明创造活动。

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人们还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植物和动物充当粮食而生活，人们住在山洞里，依赖用火取暖，驱走湿气。由于生活环境因素，人们“茹毛饮血”，“饥则食之，饱则弃余”，所以人们除了几件简陋的石器，身无长物，可以说一无所有。倘若不改变这种局面，一旦由于天灾树林中无果实可食，无野兽可猎，河湖中无鱼无龟可捉，则人类难以生存，更谈不上社会进步和文明了。

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河洛地区的原始人，在以往人们采集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野粟和野稻这两种植物种子，用木棍在比较平坦肥沃的土地上，挖一个个浅坑，撒下种子，不久萌芽长苗，待至秋天，粟稻成熟，便可摘其谷实加工当做粮食。这便是最初的粮食作物，也可以说是农业之创始。

不久人们懂得要使粮食作物长得好，必须除掉周围的野草和灌木，于是采用省力的办法，放火烧荒。在烧荒的土地上种粮，不仅没有野草争地争阳光，而且草木灰烬落在土中却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在种粮的实践中，人们发现耕地、除草的重要性，于是人们又创制伐木的石馔，翻地和除草的石铲、石耜，收割谷穗的石镰、石刀等石器。原始人所发明的较早的石质农业工具，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有关遗物。

所谓裴李岗文化，是距今约~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的文化，它因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村的遗址中最先发现而得名（这是考古学惯例）。迄今已在全省范围的广泛发现，其中有代表性的遗址，有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密县兼沟北岗遗址、舞阳县贾湖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淇县花窝遗址、方城大张庄遗址、汝州中山寨遗址等近处。这些遗址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大同小异。

据这些遗址的考古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薄体长方形的石铲、扁体弧刃或平刃石斧、齿状刃石镰、平刃（或凹刃凸背）石镰等。这些用石灰岩、火成岩等打磨制成农业生产工具，粗陋而实用。用于粟、谷脱壳或磨成粉末以煮食的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长椭圆形带足或不带足的石磨盘，石磨棒则是长条形的，两者均用沙岩琢磨制成。这些农业生产工具，各地大同小异，充满时代的特色，也是河洛祖先最早发明的工具之一。

正是这种被远古祖先发明的农业工具用于从事农耕，给人们提供足够的粮食，从此人们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生活，人们也可以不再居住在山林、河湖之地。只要是气候温暖而湿润，即--切适于农耕的地方，人们都可以居住，以开荒种地，建筑房屋，驯养家畜家禽，纺纱织布，过着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中国所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概源于此。

由于裴李岗文化时期所发明的石质农业工具很实用和有效，所以到了仰韶文化时期仍然沿用，不过制作技术有了改进，石器的型式和数量大大增加了。例如，在淅川下王岗遗址的仰韶文化三期遗存中，仰韶文化一期出土石斧53件，有3种型式，而到了文化期二期，石斧多达件，型式有9种；此外还出土石铲15件，石刀3件，石镰3件，亦比一期有成倍增加，特别是用于砍伐树木的工具——石锈的创制和广泛应用，说明垦荒面积扩大了，耕地增加了。

由于齿状镰制作不易，特别不太适用于多种植物的采割和其他用途，所以石刀广泛使用，而石镰（齿状刃）使用较少了。特别应指出，仰韶文化时期制造的农业生产工具，采用了石灰岩、火成岩、沙岩以外的较坚硬的石材，例如石英石、大理石等。如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石英石、大理石磨制的石铲，既美观，其刃又坚硬锋利，效率当然比较高。这是前期裴李岗文化所不能制造的。

仰韶的石铲又多有管钻的圆形穿孔，这是在没有金属钻具的情况下出现，当是原始社会石器制造方面有相当难度的技术。农业工具石铲等穿孔为了方便随身携带，随时可以使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创造，也反映原始人有智慧。此外，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工具已开始扩大到其它质材，例如骨铲、蚌刀等。这是农业工具制作上的进步。

到了河南龙山文化时期，虽然比起仰韶文化时期，在石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没有质的变化，但是制作技术也在进步，使农业生产的石质生产工具数量增加了。除了石器之外，还有木器（例如木来、木耜）、骨器（例如骨铲、骨刀）、蚌器（例如蚌刀）等。

工具制造可以利用多种材料，并根据不同用途加以制造，这也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在此应该强调的是，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发明了打井技术，井水用于灌溉农作物。在汤阴白营遗址就发现-口用木护壁的水井及渠道。这是专门用于灌溉的水井。水与肥是农业丰收的关键。发明井灌在比较干旱的北方，对于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

在新石器时代，正是由裴李岗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时期、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对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不断改造，使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农作物也由最初的粟、稻，扩大到高粱和蔬菜。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的临汝大张、淅川黄速树、洛阳王湾等遗址发现了粟的壳灰，说明粟已广泛种植。

同时还在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不少稻粒和稻壳，在淅川下王岗、渑池仰韶村发现稻壳的痕迹。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已发现了高粱。这些作物已遍布旱地和水泽地。可知人们可以分散到山地、丘陵、平原各种地形区域居住，扩大了人们的生活和发展空间。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人们已学会了贮藏粮食的多种方法。

一是平地挖地窖贮藏。在裴李岗文化时代就已懂得挖窖穴贮粮食。如在淅川下王岗遗址中，仰韶二、三期发现有多个灰坑（即窖穴）中，有的在坑壁涂抹白膏泥（亦称黏土）并用火烧烤烘干以防潮；还有的窖穴用草木封盖，以防下雨和预防野兽偷食。二是用多种大型陶器，如大瓮、缸、盆等在屋内藏粮。用后一种方法可防潮﹑防鼠、防盗并且存取方便。这两种贮存粮食的方法，是很实用的，故一直沿用至近现代。

农业生产发展了，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或者反过来说，聚落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亦反映农业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已发现余处，比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多3倍，而且散布很广。尤其是仰韶文化时期聚落遗址一般都很大，有几万至30万平方米以上。

著名的渑池仰韶村遗址就达3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很厚，证明人们居住时间很长，世代定居于此。相比之下，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中下一般只有二三万平方米，例如，著名新郑裴李岗遗址只有约2万平方米；密县兼沟北岗遗址仅存平方米；较大的舞阳贾湖遗址也不过5.5万平方米，仅相当仰韶文化一般小遗址。由此可见，从裴李岗文化时期到仰韶文化时期农业发展了，人口增加了。

农业作为社会百业之首，在河洛地区首先确立和发达起来。正是农业的发明，人们才不需为果腹而到处奔波，人们才可以安居乐业，从事各种社会生产以及文化娱乐活动。在原始社会里，是农业，并且只有农业才能奠定社会百业的基础，推动社会向文明方向进步。

参考文献：

《论原始人的习俗与禁忌》

《河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