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仰韶到庙底沟二期再到陶寺,华夏中原文化

年，在河南汝州阎村出土了一件彩陶缸，此缸造型最早见于伊川遗址，被学界称为“伊川缸”。缸体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在其底部有一穿孔，因此不是拿来装水，而是作“二次葬”的葬器之用。阎村出土的这口伊川缸制作于仰韶时代中期，与一般的彩陶制品不同，其侧壁所绘并非常见的装饰性纹饰，而是一幅带叙事性质的图画，这也是中国地区迄今所发现最早的绘画作品之一。画面上，一只水鸟昂首而立，嘴里的还衔着一条鱼；而与水鸟相对应的，则是一柄象征人类武力的石斧。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曾从“图腾说”的角度对这幅画进行了一番解读：“这两种动物应该都是氏族的图腾，白鹳是死者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鲢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这位酋长生前必定是英武善战的，他曾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鹳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鲢鱼氏族进行殊死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鹳鸟石斧图在仰韶时代，鱼纹主要流行于半坡文化类型，以关中地区最为常见。鸟纹主要流行于庙底沟文化类型，以豫西地区最为常见。因此，这幅鹳鱼石斧图也被学者视作半坡文化类型与庙底沟文化类型间相互竞争的真实写照。一般而言，学界以半坡类型作为仰韶文化早期（公元前年~公元前年）的主要类型，庙底沟文化则兴起于晋南豫西，是在半坡文化晚期由关东变体东庄类型基础上演变而来，因此两者之间的对抗并不是重点，更多的是前后相继的承接关系。而这幅鹳鱼石斧图还反映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黄河中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水土丰茂，与现代江南鱼米之乡的自然环境很有几分相似，所以先民才会以随处可见的水鸟、游鱼当作氏族图腾。在这样良好的自然条件下，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族群快速繁盛起来。我们可以通过位于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一期所揭示的情况，对六千多年前的半坡先民具体生存状况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姜寨一期聚落还原模型姜寨一期遗址中央是一个占地数千平米的广场，所有房屋围绕在广场四周，门户皆朝向中央。一百多处房屋分为5个群体，每个群体中都有一个较大的房子。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五处公共墓地，专家们由此推断姜寨遗址是一处由五个氏族群体共同生活的胞族聚落，这就与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岗、磁山村落有所不同了。姜寨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达1万多件，其中包括做工相当精美的彩陶器物以及我国已知最早的铸铜制品残件，可见姜寨的手工业在当时就已颇为发达。而从房屋布局、墓葬制式以及随葬器物的多寡来看，姜寨一期所表现的是一幅母系氏族阶段的生活场景，先民们住在一起，埋在一起，共同劳作，共享成果，地位相当平等，女性略高于男性，没有固定的夫妻家庭关系，也没有贫富之分。而到了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庙底沟时代，关中及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群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男性逐渐放弃渔猎专心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男性社会地位随之上升，一些这一时期的遗址中都普遍发现有适合家庭居住的套间房屋基址，说明以固定对偶婚为基础的家庭模式开始流行起来。在半坡遗址中，曾出土过一个老年女性的画像以及一些绘有女性形象的彩陶器，而在半坡晚期及庙底沟时期的遗址中，如黄陵遗址与北首岭遗址，则都发现了男性的陶塑头像，另外在一些女性墓中，还可见以陶制男性生殖器作为随葬品，可见父权社会已经呼之欲出。庙底沟风格纹饰传播范围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彩陶文化扩散至北方蒙古地区，南方长江流域，西达甘青、南抵山东，而中原腹地的氏族群落更是相当密集。一些胞族汇集而成的聚落，开始从一、两万平米慢慢扩大到七、八万平米，二、三十万平米。在晋南豫西地区和渭河流域，到后期甚至出现了灵宝北阳平、华阴西关堡这种近百万平米的特大型聚落。在这种聚落内不可能只存在一个氏族或胞族，而应该有若干通过通婚、通商结成亲族的部族共同生活。在母系氏族阶段，族外群婚生育的后代往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的归属感只对应于母系氏族。父系家庭出生的后代，对于母族（外族）同样会形成天然的亲近感。因此相对于母系氏族，所谓父系氏族（父系大家族）实际上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结构，必须与更为庞大的社会结构相对接，这也许就是氏族解体，聚落——联盟——国家产生的内在原因。然而聚落规模越膨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复杂，亲（血）缘关系在其中所占据的地位就越下降，人类只能构建起全新的社会制度以维系社会的存在和运转。当然，在史前社会乃至之后很长的岁月里，亲（血）缘关系仍然是极为重要的。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所形成的这些中心聚落，其内部实际上仍是由多个村落组成，成员间并未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也没有形成对周边村落的统治地位，但却成为了手工业制品的重要生产交换集散地。如面积24万平米的陕县庙底沟遗址，仅发掘了数千平米，就发现了数百件陶器和两千多件盘状石器；又比如面积6万平米的青海民和胡李家遗址，发掘面积只有平米，就发现石器数以千计。在同时期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拥有十几座陶窑的作坊。人口的增长加大了对手工制品的需求，带来了手工业的繁荣，而那些中心聚落依托对周边地区良好的辐射作用也就自然而然发展成了手工业中心。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旱作模式下养活一个人需要1.6万平米的耕地，而人们的劳作范围是有一定距离限制的，所以早期的氏族村落规模往往只能容纳上百人，即便周围有大量的土地可供开垦，也做不到无限制的原地扩张，不然时间就都得花在来回的路上了。手工贸易的发展成功打破了这一天花板，使得超大型聚落的产生成为可能。而各个聚落生产的手工业制品往往都有一定的销售范围，这便在各地形成了一个个文化类型。整个仰韶时代绵延两千多年，黄河中游地区的人口持续增长，族群间难免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早期的仰韶村中心大房子下，就埋葬着一颗祭祀的头颅；又比如专家们检测姜寨遗址一、二期先民的遗骨，就发现二期居民似乎并非一期居民的直系后裔，意味着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残酷的灭族之战。但如果将这种情况放在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去审视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毕竟更多依托小小环壕保护的氏族村落安稳地生活了成百上千年，并逐步发展成一个又一个繁荣的聚落。这大概是因为早期不同族群间虽然容易发生冲突，但彼此相距遥远。到后来人口密集了，但大伙当了几千年的农民，性子都已经变了，只要水土不缺，就犯不着去拼死拼活。而且一代代通婚、通商交往下来，即便不是直系亲族，关系也近了很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抗发生的可能。整个仰韶文化圈是个巨大的筐子，里面装着难以计数的文化类型，如果不同族群间总是杀伐不断的话，华夏中原地区的历史早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良渚汇观山祭台仰韶文化圈存续的两千年间，华夏其它地区也在发展当中，但情况却有所不同。如南方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澧县城头山上，当地先民在年前就开始堆筑起祭坛，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池遗迹。稍晚一点，东北牛梁河的先民也建起了一座供奉女神的庙宇。再往后，山东大汶口的先民将当地屋楼崮山作为观测祭祀日出的台地，长江口的良渚先民也在瑶山和汇观山上修建了方位分明的“回”字型祭坛。这些行为具体反映了史前先民对时空宇宙的观察思考，并由此引发对天地万物及生命生殖的原始崇拜。这些精神活动都有着古老的渊源，在农业生产普及后又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而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祭坛、神庙却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是社会架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真实体现，标示着当地社会已经发生了阶级分化，统治者可以借助宗教这一统治手段达成一定的统治目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各遗址墓葬随葬品统计笔者在前文就已提及，统治者与统治阶级的产生，既是发展的产物，也是发展的需要，这一点在大汶口文化发展过程中反映得最为明显。在大汶口文化的初期，胞族聚落刚刚形成，一些强势的核心聚落就已经开始对周边村落形成统治剥削机制，从而产生了一定的贫富差距，这种差距越往后越明显，最终造成统治者拥有大量财富，底层民众一无所有的境地，已经跟万恶的奴隶社会相差无几。当然统治阶级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有了统治阶级，红山先民才能将土地开垦到破坏生态平衡的程度；良渚先民也能被组织起来，修筑起一道道壮观的堤坝。统治者的穷奢极侈，也使得人们的主观愿望超越了饿了要吃，冷了要穿的自然水准，开始有了更高的追求。于是玉器越雕越精，陶器越做越美，各种手工技艺得以提升。笔者在前文同样也提到过，宗教在协调内部关系时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各地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都能看到宗教文化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在华夏腹地的仰韶文化圈内，巫卜活动及原始崇拜同样早已有之，华夏腹地的聚落发展规模也丝毫不逊色于周边地区，但当地的阶级社会时代却为何姗姗来迟呢？笔者以为，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还是与华夏先民到达华夏地区后的迁徙发展线路有关。在新石器时代之前，中原地区的先民就已完成了首次融合。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以磁山、裴李岗为代表的中原族群始终保持领先，当地一直处于人口输出状态。陆续迁往周边地区的中原先民与先期抵达这里的其他智人族群是在氏族社会阶段才开始进行融合，血缘纽带被现实情况所削弱，一旦社会开始向聚落形态转变，聚落成员间很可能并不存在密切的血缘关系，因此各地便更快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演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汶口的统治阶级对周边弱小部族剥削起来毫不手软，而统治者也更加倾向于以宗教文化凝聚民众，维持统治。而在华夏腹地，情况则恰恰相反，诸多聚落都是从同一血亲氏族一步步发展而成，因此各种原始氏族社会的传统都得以长久地延续下来，这也是之后华夏家国社会观念的根源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原始氏族传统延续的时间更长，族权也成为最实用的社会治理工具，既可实现内部治理，又能组织部众进行战争，在当时已经完全够用了。观天测时以指导生产，祭祀祖先以明确地位，这类具有现实意义的宗教活动被保留下来，祖先就是最适合不过的神明，族长就是最权威的神明代言人，再去弄其它，反倒是多余，华夏民族的原始世界观也因此成为最朴实最重亲情的世界观。在这种亲族环境中，过于苛刻的剥削是不好下手的，所以一直到仰韶时代的末期，华夏腹地始终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差距。各地出土的玉器少之又少，部分地区的先民只会制作一些陶璧、石璧当做大人物的随葬品。只是在仰韶文化区的边缘地带，才渐渐有了较大的贫富差距。但没有阶级差异，也意味着仰韶文化圈内的聚落社会始终只能维持在松散状态，也搞不出什么震惊后人的大型形象工程，这多少又是种遗憾。到公元前年前后，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状态已领先于华夏腹地，兼之华夏地区的气候发生了骤变，各地文化随人口迁徙及部族争战开始对中原地区反向输入，华夏腹地进入向龙山时代过渡的庙底沟二期。有学者将庙底沟二期界定为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之后则是中原龙山城邦时代。也有学者认为庙底沟二期一直延续公元前年，直接对接于陶寺时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分歧，主要是被不同学者取作标志的文化要素各有不同。而从整体看，这数百年间华夏腹地经历的是一场持续的社会变革。在初期，中原各地开始出现灰坑葬的情况，那些被丢弃在灰坑的尸骸肢骨不全，不问可知是死于非命。但死者数量往往并不多，相较于后世的战争，这个时代的战争强度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纷乱延续的时间一长，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其后果就是各地墓葬中随葬的武器越来越多，石矛石钺都有出现，而不再像以前那么只见些坛坛罐罐、农具、纺锤，说明一些部族成员开始向武士阶层转变。各地部族聚落纷纷修筑起城墙以自保，这样一来，部族首领的权威开始急剧上升，中原地区在短短数百年间快速出现了阶级分化。统治阶级的产生与占有剩余财富和财产私有制是不可分割的。所以阶级社会一旦形成，战争的目的就转变成为统治者裹挟更多的民众。一旦某个族群强大起来，作为统治核心所在的城池就会急剧膨胀，像陶寺、芦山峁以及之后出现的石峁、二里头都是如此。这类王城级别的城池占地数百万平米，居民一下子激增数以十倍计。这使得天下的动荡更加剧烈，各地部族要么就地臣服，要么远走他乡去投靠关系良好的亲族或者传说中的明主，其结果就是各种文化在中原地区更加快速地传播融合。如山东传播过来的黑陶烧制工艺和快轮制陶技术就使得彩陶工艺失效，而平底器也相对于尖底器更适合用快轮生产，再加上一些新器型的出现，作为仰韶文化象征的彩陶与尖底瓶彻底没落。又比如对玉的喜好毫无阻碍地在中原统治阶层中流行开来，但中原统治者更热衷于用玉制作代表权威并被本地宗教文化所认可的钺、圭、璧、璋、琮等器物。玉器演化成礼制和财富的象征，实现了由神器向礼器的过渡。也许有些中原族群在动荡中消亡，但从整体情况看，中原文化的主干并未动摇。所以从仰韶到庙底沟二期再到陶寺，始终都有脉络可循。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中原地区吸纳了来自各地的文化，完成了自身社会结构的转变，由此变得根基更为扎实，实力更加强盛，并带动周边地区向城邦时代迈进。